中央党校12集党史专题讲座文字实录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此，中央党校在官网推送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络课程中共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共12讲），供大家学习参考。

此十二讲课程，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思想独到，实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精品辅助教材。全国不少机关单位在年度党史学习计划中，除了中央指定的四本必学书目外，此十二讲网络课程也是被列入学习计划最多的内容之一。

第一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主讲人：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教授)

课程简介：近代以来，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政党繁多，难以数计，但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成立近百年，连续执政70多年，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样的政党还很难找到第二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应该从历史中找寻答案。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二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三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支持；四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近代以来，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政党繁多，难以数计，但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成立近百年，连续执政70多年，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样的政党还很难找到第二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应该从历史中找寻答案。今天我就想回答四个问题，试图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

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中国可以说是政党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有过二三百个政党，当然具体有多少，现在很难搞得清楚，因为当年政党成立很容易，消亡也很快，很多政党在历史上就没留下什么痕迹。在当年诸多的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力量是很小的，人数是很少的，成立的时候也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最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全中国的执政地位，对中国、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简单的说，就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它的政策、它的行动，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具体说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坚定的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一个党起码应该是爱国的，不爱国的党，相信老百姓不会拥护和支持。而在当年，爱国就得表现为抗日，在抗日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是好的，比当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要好得多。这个好在我看来起码有4个方面。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来还多次声明，如果国民党愿意停止内战，共产党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愿意把自己局部执政的区域改成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的边区或者特区，愿意把自己的部队改编成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军队，国共合作能够建立跟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有直接关系，在这件事上，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退守关内，被蒋介石派去打红军，打的过程中他吃过败仗，团长级的干部被红军俘虏了，红军经过教育放了回去，让他给张学良捎话：“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尤其是东北军应该收复自己的部下，很快张学良建立了同周恩来的直接联系，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仗不打了，而且东北军还给了红军很多帮助，提供医疗用品、提供金钱、提供武器弹药，甚至张学良本人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很快蒋介石看出了名堂，明摆着张学良和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剿共不积极。所以1936年12月，他带着一批心腹大员去西安督战，他做好着准备，如果这两位不听劝，就把他们的部队调开，把自己的嫡系调入，张、杨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遭到了蒋介石言辞斥责，张杨就把蒋介石扣起来。事件发生后，张、杨紧急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派负责任的人到西安去商量怎么办？周恩来代表中央去了西安，他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就应该放他回去。张、杨本来就是这个目的，蒋介石的代表这个时候也只能答应这个条件，所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显然这是张、杨的功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这个功劳，我看是记不到蒋介石的头上去，因为在这之前他明确提出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他也要抗日，但是抗日有个前提，安内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只要有一天中国共产党没被他消灭，内战也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所以抗日在蒋介石这是遥遥无期的。

第二个方面的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坚持8年之久，也得益于共产党人的努力，甚至得益于共产党人的委曲求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被国民党派到了敌后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国民党的意图很多人看得清楚，共产党你不口口声声要抗日吗？我就给你抗日的机会，我让你的部队到抗日最前线，到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你能不去吗？没法不去,不去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蒋介石就想借着日本人之手消灭他打了10年内战也没能消灭的共产党的队伍。面对这样的阴谋，这样的意图，毛泽东看的是很清楚。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就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能打的时候就打，不能打的时候就跑。否则共产党的部队人数少、装备差，面对强大日军，跟他硬碰硬，这样的仗很难打，打不赢，靠游击战，共产党的部队不光没被日本人消灭，反而迅速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大块的根据地，部队人数也迅速扩充，抗战之初只有几万人，到了1940年正规军就变成了几十万。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担心了，担心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跟他争夺天下，所以发起了一些反共摩擦，最厉害的是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北上，居然撤进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这是非常严重的反共阴谋。新四军为什么北撤？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蒋介石一再要求八路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全部撤到长江以北，中共中央作了让步，新四军北撤的路线是跟国民党商定，但是居然发生了皖南事变。一段时间，延安群情激奋，很多人向中央建议要集中优势部队不惜同国民党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队伍有一定实力，能跟国民党斗一斗，但是中共中央权衡利弊，最终拒绝了这样的主张，决定军事上采取守势，准备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反恐行动，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统区人民，向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公开表示，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所以内战没有暴发，抗战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显然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功劳。

第三个方面的好，共产党的部队消灭牵制了大量日军。现在我们偶尔能从互联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当年国民党的部队打了很多大仗、硬仗，牺牲了很多高级将领，共产党的部队的大仗、硬仗只打过平型关战斗，打过百团大战，战场上牺牲的将领只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这么说的意图很清楚，意思是共产党的部队没打多少仗，抗日主要是国民党干的，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共产党的部队因为人数少，装备差，又身处敌后，大仗确实打的不是很多，但是小仗打的很多，积小胜为大胜，战果也是辉煌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共产党的部队全部都在敌后，对日伪军的牵制作用是巨大的。敌后战场，抗击战，60%的日本侵略军，95%的伪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对美国人、苏联人起到了极大的支持帮助作用。蒋介石为什么在抗战的很长时间内能在重庆待得安稳？是因为日军的很多部队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牵制住，他没有能力打到重庆去。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虽然打的艰苦，但最终能打赢，也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把大量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没能更多的调到太平洋战场上有关系，至于对苏联的援助就更加直接，如果我们有的同志去过内蒙古的海拉尔，黑龙江的虎林和东宁，会知道这几个地方有规模巨大的地下要塞，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时期修的，都在中苏边境。当年修地下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苏联，斯大林很清楚，也很担心，因为苏联红军在西部战线遭受了德国法西斯的重创，如果日本关东军在远东地区也向苏联发动进攻，他就难以承受了，但是这样的进攻始终没能发动起来，是因为日本关东军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牢牢的拖在了东北，他没有能力发起这样的进攻，所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苏联红军派出部队到东北来帮助我们消灭日军，我们先帮助了他，这些年来包括西方学者在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中国战场尤其是敌后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四个方面的好，共产党的部队英勇抗日，绝不投降。共产党的队伍当年的表现是好的，哪怕装备差，哪怕人数少，不管付出多大的伤亡，绝不投降。现在我们没法找到当年共产党的部队成建制的投降叛变日本人的事实，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杨靖宇，哪怕打到弹尽粮绝，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也绝不投降。他壮烈牺牲之后，日本人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肠胃里头只有树皮、草根、棉絮，没有粮食，日本人肃然起敬，没想到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坚定到这种程度。再有新四军刘老庄连，一个连全部战死，那就这样也绝不投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抗日武装当中很多，但是国民党的部队表现就差得多，他的很多部队投降叛变。我曾经看到某一家大报，用一个版的篇幅登了这样一篇稿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伪军比侵略军数量多的国家，这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我们想一想伪军哪来的？伪军都是过去的所谓国军投降叛变的。还有我们想一想，汪精卫汉奸政府哪来的？好多人也是过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4个方面比一比，到底谁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更好，谁真正爱国？我相信当年的老百姓是看得清楚的。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对农民问题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就是个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谁把农民争取过来，问题就解决了。靠什么争取？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日，把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把土地政策改成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无论怎么改，怎么变，农民都是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就是他们的子弟兵。所以农民子弟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参军的就得参军，不能参军的也得踊跃支持。中国共产党就同广大农民形成了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在这儿我想讲一个我的老家山东沂蒙老区的故事，我的老家有一个知名的沂蒙母亲王焕于，当年她的家里头住过徐向前，住过罗荣桓，沂蒙母亲和他的家人和乡亲们为八路军养孩子，包括指挥员的孩子，也包括烈士留下的遗骨，最多的时候，同时养了几十个，她的儿媳妇刚生孩子不久，她就关照儿媳妇，奶水先紧着烈士的遗孤喂，她说咱们的孩子万一饿死了以后可以再生，而烈士的遗孤如果饿死了，烈士就绝后了。在当年的山东农民眼里头，一个人如果绝后这事太严重了，后来为了养八路军的孩子，沂蒙母亲的孙子孙女先后饿死过4个，这事今天听了就跟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当年就真实的发生了。老太太活到了101岁，1989年去世，在她生前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在老太太看来很平常，就应该这么干。八路军这些外乡人当年主要是南方人，到山东打鬼子，有人连命都送掉了，人家留下的遗孤，你能不给人家照顾好吗？如果照顾不好，良心上过得去吗？显然她就是这么想的。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不是看不清楚，后来他也做过这方面的总结，但是共产党能做到的事，他就做不到。因为地主阶级是他的统治基础，他显然不会下手，也下不了手。

第三个方面，共产党实行了高度的民主。现在偶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共产党是怕民主的，共产党是不搞民主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搞民主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当年就是拿着民主来对付国民党的，国民党在他的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局部执政的区域实行的普选，看着根据地的政权的参与人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当年的普选，我们今天想来似乎不具备条件，因为一个村都不见得能找出几个识字的老百姓，怎么画选票？共产党当年发明了原始的选举方式，投豆法，我们在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候选人背对着选民而坐，屁股后头放一只碗，或者帽子摘下来口朝上，工作人员跟选民发黄豆的豆粒儿，你愿意投谁，把这颗豆粒儿放在谁屁股后头的碗里就完了，方式肯定是原始，但是没有任何人能说它不民主。共产党当年还提出实行三三制，就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成人员中，只占1/3，陕甘宁边区选上的共产党人一度超过了1/3，多出部分辞职，就保留1/3。当年根据地的政权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国统局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往延安跑，历经千辛万苦跑去了延安，但是就很少有人往重庆跑，人心所向，清清楚楚。

第四个方面，共产党人高度廉洁。毛泽东曾经自豪的讲过，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儿有10个方面的东西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巧取豪夺，没有叫花子，没有娼妓等等。显然这10个方面，国统区那儿都有，毛泽东就是跟国统区做比较的。当年国民党的垮台跟他的腐败透顶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民党政权在后期可以说遭受了各阶层人民的唾弃。在这我想讲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故事，我觉得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朱自清先生的遭遇，朱先生是清华的教授，著名作家、文学家，他的儿子曾经是我很长时间的直接领导，我的领导在他生前几次跟我们讲过他父亲的故事，说他父亲去世前夕，不光病很重，而且家庭也非常困难，甚至穷的没钱买面粉，这好像不应该如此。今天说民国时期好的，有些所谓国粉，说民国好的证据之一，不是知识分子收入高吗？多的一个月能挣几百大洋，我看过一个材料，朱自清先生好像是一个月能挣400多大洋，收入是够高的，为什么买不起面粉？因为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今天到手的钱觉得好像是笔钱，但是用不了几天，可能就会变得跟废纸一样。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朱自清先生这样的知名知识分子，可以向他们平价供应美国人援助的面粉，但朱自清先生病重的时候交代家人，宁愿饿死，也不能买，不能吃，朱清先生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二战之后，美国为了对抗苏联，扶持日本，日本的一些战犯，没审判，就被他们放掉。中国人的感情绝不能接受，朱自清先生是在抗议信上签了名的，朱自清先生去世的时候，体重只剩下了七十几斤。我们想一想，清华的名教授，他夫人是清华图书馆的高级职员，这种家庭，生活落到了这种境地，我们可以想见其他的老百姓，日子会过得怎么样，那更过不下去了。

再一个故事，国民党逃往台湾的时候，试图动员知名知识分子跟他们一起去，但是绝大部分知名知识分子没有去。当年国民党人最看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第一届院士一共才80多一点，这个时候已经有两位院士去世，有12位滞留在国外没回来，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只有9位，剩下接近60位都留在了大陆。这些人为什么留下来？不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人有多少好感，他们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共产党没有多少了解，甚至有人因为受了国民党长期的歪曲宣传的影响，可能对共产党人还有一些误解，他们之所以不去，是因为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过了20多年，这个党怎么回事，彻底领教了。所以有些没去的院士在日记、在私人通信中做出这样的判断，共产党怎么样不知道，有待于了解，但是哪怕共产党坏了，再坏也绝对坏不过国民党，所以这些人毫不犹豫的留在了大陆。我们今天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句话的内涵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之后，有些国民党元老的后代跑来大陆，想了解一下当年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败给中国共产党？一了解心服口服，我觉得这段历史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国民党逃往台湾的时候，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能带的全带走了，比如说黄金储备，比如说外汇储备，还比如带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留给共产党的完全就是个烂摊子，铁路几乎没有一条能通车的，公路很多也中断，一些重要的企业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发展生产，有的人包括美国人就等着看笑话，美国人就断言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不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国内有些人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存在着怀疑。他们不怀疑中国共产党人军事上能力，军事上的能力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连国民党人也不得不服气，政治上的能力搞统一战线也是厉害的，但是经济上的能力有人就怀疑了，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不好，但是很快中国共产党人让怀疑的一些人大跌眼镜，很快中国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的井井有条，新中国建立之初，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今天有人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打出来的，是暴力夺取的，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够全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的过程来看，又应该说政权是选出来，是人民授权的，是符合一般民主原则。当年新政权的建立基本上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军管会，一个地方解放之后，先成立局主管会，安定地方局势。第二步形势稍微一安静，协商产生临时性的政权。第三步，条件具备之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所以政权的参与者跟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也都是各界群众选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参政数量比例很多、很高，尤其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6位，党外人士占了三位，政务院的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4位，党外人士占了两位。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当中，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当中，还有政务院下属的各部会的首长当中，党外人士基本上占了一半的比例，政权的群众基础是非常广泛，各界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人民民主政权。

第二个举措，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共产党用什么办法恢复国民经济，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大家一同来恢复，先是进行土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就给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了7亿多亩的土地，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的调动了起来。再一个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过去的一些企业就变成了国有企业，广大工人感觉到承担的责任，不光政治上翻身了，而且经济上也成了企业的主人。我看过一些材料，这个时期广大工人的积极性高，到今天我们很多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奖金，但是有些人就拼命的工作，他们觉得就是为自己工作，企业就是自己的企业，再不是像过去那样受剥削受压迫了。还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动了资本家的积极性，当年还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很多企业是私人企业，有些在解放的时候没走的，资本家一度很担心，因为过去听到最多的，共产党就是共产，那么共产党来了之后，当然就有可能共他们的产，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过去的传闻靠不住，共产党人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他们恢复发展生产。比如说向他们企业提供订单，提供原料，提供流动资金，还收购他们的产品，产供销完全得到了保障。所以后来有些人回忆这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就靠各方面的人士共同努力，很快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就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1936年的水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一年的水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解决了过去国民党时期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的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曾经到了可笑的地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耐让很多人刮目相看，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光军事上强，政治上强，经济上也是有能力的。

第三个方面的举措，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在外交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有一条叫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的很形象，旧中国好比一间屋子，太脏了，什么人都进来踩上两脚，应该彻底打扫干净，然后再去请客，再同愿意平等对待我们的政府谈判建交，那么怎么打扫屋子？旧中国定义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承认。因为不平等条约我们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的收回。在这之后很快变了，比如说海关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比如说还留在中国没走的过去的一些外交官，我们不承认他的外交官身份了，我们只当做普通侨民对待，要求他们遵守新中国的规矩，有些人不听招呼，人民政府就把他抓起来了，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钱学森同志在内，有不少知名知识分子从美国、从其他的西方国家回来，他们为什么回来？肯定各有原因。

我在这讲一个故事，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后来做过北大副校长的傅英教授，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为什么回，他就讲到这么一件事对他影响很大。那就是1949年的4月，解放大军要渡长江的时候，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有几艘英国军舰在试图阻止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警告让他们开走，没有开走，解放军就开炮，把军舰击伤了，而且还打死了一些人，这还得了吗？英国人抗议，要求我们赔偿、抗议。赔偿什么呢？长江是中国的内河，谁允许你开进来的？国共两党内战，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你外人有什么资格干预？我事先警告你开走，你不开我才开的炮，道什么歉呢？根本不存在什么赔偿问题。后来，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傅英教授在美国知道了这件事，他激动的泪流满面，近代以来哪有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谁能干出这样的事呢？就这一件事，傅英教授对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好感，就这一件事，就促使他毫不犹豫的下决心回国了。我这里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很彻底的，很长中国人志气的。再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的态度，也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苏之间有个重要的一个遗留问题，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把东北的一些权益给了苏联，换取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承诺。所以当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走的时候，大城市基本上交给了国民党的部队，没交给解放军，毛泽东当年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他就率团访苏，打的旗号是为斯大林祝寿，但是祝寿活动一结束，他就提出了废除旧条约，订立新条约的要求，结果斯大林一口回绝。在斯大林看来，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条约是二次大战的产物，这个不能动，动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说他所占据的所谓日本的北方四岛，是不是也要还回去？他当然不愿意还，至今不也没还吗？毛泽东就被晾到一边去了，没有事情干，但是毛泽东也没有回国。过了一段时间，英国人传出说法，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压力很大，派人问毛泽东，你为什么不回去？毛泽东讲就是要解决条约问题，如果不解决他就不回去，逼着斯大林不得不同意谈判这个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旧条约废除，新条约订立，苏联人承诺，最迟不迟于1952年底，把东北的权益还给中国。后来这一条在1954年兑现，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年，晚这两年不是苏联人赖着不走，而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在中国领土上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对美国人有威慑作用，我们没着急让他走。53年7月，朝鲜停战，54年这个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这段时间外交上的成就，我觉得就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但是我注意到不少人说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很多人习惯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意思好像是没问题，但仔细推敲一下，不如毛泽东的原话说的准，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当年大多数的中国人，但是国民党人，不属于人民，而中国人是中华民族成员的概念，显然范围比人民要大得多，显然连国民党人也是中国人。毛泽东同志显然知道，人民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差别？因为人民的定义就是他自己下的，但是他为什么不用人民而用中国人，显然是经过思考的，它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站立起来，显然这个说法更准确。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曾经在毛泽东诞辰纪念会上对毛泽东做了评价，其中一个评价，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爱国者，这个评价肯定是立得住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比毛泽东的骨头更硬，没有谁比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更大，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完全立得住的。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人的评价比我们的总书记评价还要高，那就是台湾已故的著名作家李敖先生，他曾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毛泽东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人，这个评价已经高到了没法更高的地步了。但仔细想一想，从一个中国人角度，李敖先生的说法也是立得住的。中华民族在这之前在近代就是被人家打趴下去了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在毛泽东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做了很多努力，都没能够重新站起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让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现在讲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成就，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来概括，非常简明，也非常准确。第一步显然是站起来，没有站起来，不可能有富起来，强起来，我们把站起来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下看一看，这一步，太重要了。这一步也太不容易了。

第四个方面的举措，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本来是准备在发展海军空军的基础上拿下台湾，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但是没想到1950年6月，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发生内战，把我们给拖进去了。内战之初，北方的部队打得很好，很快把南方的大部分部队打垮了，又把少量的部队包在釜山那一带，如果没有外力干预，他们统一整个半岛应该不困难，但是很快，美国人操作联合国干预这件事，通过了谴责朝鲜所谓侵略的决议，又决定成立美国人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美国人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人船一登陆，战局急转直下，很快他们占领了平壤，很快又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甚至炮弹就落在了中国境内。这个时候朝鲜党和政府紧急求援，希望我们出兵援助，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出了个大难题，出兵要同美国人直接较量，美国人是世界上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拥有最先进的装备，拥有原子弹。在日本用了两颗，全世界人都看清楚了它的威力，跟美国人打，打得过打不过，有没有可能不光打不过，反而引火烧身，把仗引到我们境内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打的话，美国人不光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烧到了我们家门口，而且美国第七舰队还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从此使我们的国家统一变的遥遥无期。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海峡两岸分治也70多年了，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解决？不就是因为美国人插手此事吗？如果没有美国人干预这个问题，单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武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我相信早就解决了，绝不会拖到今天。中央政治局开了几天的会，毛泽东同志下了最后的决心，打不赢，全当做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政局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跟老百姓说明白，我们不是爱打仗，谁爱打仗，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需要休养生息，谁都知道打仗要死人的，但是这场仗我们躲也躲不过去，我们不得不打，人家强加到我们头上了。我们打仗也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我们是保家卫国。如果这场仗跟我们利益完全没关系，我想这场仗也可以不打，还有政治局决定援助朝鲜的军队叫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我们的志愿行为，不是政府行为，目的也很清楚，不愿意把这场战争规模扩大，不愿意把这场战争引到我们境内来。美国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中国人敢出兵，以为周恩来总理的声明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但是我们真出兵了，一开始是秘密出兵，几场战役就根本的扭转了战局，迅速把战线从中朝边境推进到北纬38度线，甚至一度靠近了三七线，甚至一度占领了汉城。打打谈谈、谈谈打打。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三八线作为南北方的界限。现在有人说这场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打之前三八线划界，打之后还是，这话对南北朝鲜可以这样说，但对中国人来讲就不是。中国人出兵之前，战线绝不是三八线，而是中朝边境。中国人打了几年之后，才最终以三八线划界，毫无疑问我们打赢了。当然打赢这场仗，我们付出了不小代价，志愿军总共伤亡36万人，其中牺牲十八九万人，还有经济上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但从长远看，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它打出了和平，打出了安宁，打出我们的国威军威，打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之前别说美国，别的西方国家甚至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瞧不起中国人的，当年典型的说法，中国人是所谓东亚病夫，但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人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包括让美国人刮目相看。如果我们有谁去过华盛顿，一定会去参观所谓韩战的纪念设施，越战的纪念设施，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当中，在越南战争当中，他一共伤亡失踪了多少人？这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毫无疑问，这两场战争，美国人的损失、美国人的伤亡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尤其是朝鲜战争，更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台海危机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强硬的反应。美国人不得不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单方面采取措施导致的局面，他们不会无条件支持。什么意思？美国人改变了过去长期模糊的战略，他知道如果陈水扁这些台独分子玩火玩下去是有可能引发海峡两岸的战争。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对他来讲绝不是个小事儿，他不参与，完全没有面，过去说的话没人再信。但如果参与，如果跟中国大陆实打实斗一场，对他意味着什么？朝鲜战争已经给了他深刻的教训，我觉得这个影响至今还存在。另外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作用意义也是巨大的。在这之前，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很低，我们看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们把当年最好的装备拿出来讲，但今天想一想当年太可怜了，飞机一共没有几架能飞的，为了给人一种感觉，我们似乎还有不少飞机，有的飞机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趟，再还有有一位军事专家开玩笑，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走过的一些装备，除了拉炮车的马是我们国产的之外，很多装备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外国的杂牌子的。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当年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但是经过朝鲜战争，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大幅度的提高，苏联人跟我们提供了新式的装备，当然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还有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人帮助我们建兵工厂，帮助我们办了一所海军工，这些意义都是巨大的。抗美援朝的意义，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曾经在报告当中做了这样的总结，他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船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彭总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形象，也非常提气。我们大家都学过中国近代史，近代西方列强几乎没有一个没来侵略过的，像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这样的小国，一艘军舰开到我们沿海，逼着中国政府签一些屈辱条约，这样的历史被抗美援朝永远的终结了。

我们现在说1949年10月后的中国是新中国，我们说49年以后是解放后，新中国新在什么地方？解放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4个举措应该说体现的清清楚楚，就是跟过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这个问题要讲一讲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走过的弯路。那一段艰苦的曲折的探索历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回避，也回避不了。过去有外国人就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犯过大跃进的错误，犯过文革的错误，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失误，后果是严重的。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广大民众还支持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真问题。这个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有必要作出回答。我回答这个问题初步是4个方面。

第一个，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我在这儿想谈两个最重要的事物，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大跃进我研究过比较长的时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大跃进，后来经过修改出版了，在我看大跃进严重的经济方面的失误，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领导人太急了，那个时候没法不急，急完全可以理解，急有原因，不光领导人急，我们老百姓都急，因为在大跃进之前，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近代我们不就是因为落后才挨打才被人家欺负。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工业很落后到什么程度？飞机、汽车、坦克、拖拉机都造不了，能造什么？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能够把麦子变成面粉，还能造纸，就这个水平，如果不迅速的改变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同志的话不夸张的，当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人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在朝鲜战争结束，我们看上去至少会有比较长时间，和平的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尽可能的快的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不光是毛主席急，大家都急。

第二个原因没有经验。当年有打仗的经验，也有政治斗争性，但是缺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经验，发展经济过去我们有开荒的经验、南泥湾大生产的经验，这方面经验是有的，但是现代化工业的经验总体上我们是缺乏的。当年误以为拿出打仗的劲头，靠冲锋、靠干劲和热情，我们就能够把钢产量在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大炼钢铁不体现了以高为纲，一段时间钢产量是上去，但农业轻工业遭受了冲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再加上有的地方因为自然灾害，一度我们经济非常困难，大跃进不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吗？愿望绝对是好的。当然欲速则不达，效果跟愿望离得很远的，但是当年就是处于良好的愿望。所以文革之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教训的时候讲过，大跃进，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发热，都发热，他认为这个错误是一块犯的。我觉得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再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更为复杂。关于文革今天有人这样说，说文革是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不听招呼了，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做出这样一番解释。这个解释似乎是那么回事，确实这个解释也迷惑了很多人，但是如果这样解释文革的发生，我觉得有几个大问题就没法解释了。比如说如果是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所谓权力之争，为什么文革打倒刘少奇之后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之后，文革还持续10年之久，为什么持续10年，毛泽东同志还不罢休，文革后期讲，这样的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觉得都解释不通。在我看，毛泽东同刘少奇，同邓小平之间不存在什么权力之争。刘少奇、邓小平被确定为接班人，五六年这个事情就明朗了。57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问过这个问题，有一年毛泽东在国内接待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一点不回避。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追问，说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开玩笑，说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多次批评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犯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错，指责最多的，批评最多的是认为他们搞所谓三自一包，包是包产到户，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在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效果是明显的，刘少奇、邓小平都支持过。邓小平同志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三自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自留地，没搞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扩大自留地的面积，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第二个是企业自负盈亏，实行利润核算，不能光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第三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教育。所谓三自一包确实是刘、邓当领导人当年提出的主张，对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是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所谓修正主义，这是所谓资本主义。那么刘、 邓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要罢他们的官，就要打倒他们，就要夺他们的权。我觉得文革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动的，包括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也跟这样的认识密切相关。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错误的。所谓三自一包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我们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跟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它的标准出了问题。在我看毛泽东历届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我看，4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现在4个单一，我们早就找不着了。但是在当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不能动，改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甚至就是资本主义了。再一个方面，他对未来社会的某些理想，比如说毛泽东特别主张收入差距不要大，政治上应该完全平等，意识形态上要高度纯洁。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用这个标准看，那显然一些现象一些人，毛泽东同志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观念支配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以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能够使我们的党不变修，能够使我们的江山不变色，但是文革持续了10年，最后毛泽东发现文革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这种目的。1975年毛泽东同志身体已经不好了，这个时候要求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73开，7分肯定文革就可以了。不要求全盘肯定。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革当中的有些现象也是不能肯定。比如说武斗，比如说铁路不通车，甚至完全中断，还有外国的轮船到了中国的码头上，没有人，都闹革命去了，没人卸货，还得赔人家的钱。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所以他认为肯定到7分就可以了。但他没想到这样的决议，邓小平同志不做，邓小平同志讲出的理由，他是文革打倒对象，是所谓桃花源中人，不适合做这件事。但是明摆着邓小平就是不愿意肯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春节，毛泽东的身体更不好了，我看到一篇回忆，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是革命历史题材。我记得小时候我也看过这场电影，前年去上海参观电影博物馆，我还进一步的了解了这部电影。有人回忆当中讲，毛泽东当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忱欢迎的镜头的时候，流眼泪，热泪盈眶。毛泽东为什么流泪？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亲密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远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了。他的愿望跟眼前的现实这个巨大反差，让他伤感，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所以我特别认同把一些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做一个基本判断，文革对毛泽东而言是个悲剧，愿望是好的，但是方法错了，导致了他自己也不愿意见到的后果。所以我想就连文革这样持续10年之久的严重错误，也不是所谓权力之争，毛泽东的愿望尽管没能实现，但愿望也是好的。第二个方面的解释，犯错误期间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曲折的探索时间比较长。从57年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当然不是说这期间我们一直在犯错，但是这期间我们这个路走得很曲折，走得很艰难，错主要是这段时间犯的。但是这个期间就在犯错的同时，我们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的成就主要就是打下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我们现在媒体上经常讲，我们是按照联合国的工业分类，唯一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确实是这样。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很多工业门类，就是这段时间建立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工业技术怎么样？我们只在东北，只在东部沿海有一些工业，而且主要是轻纺工业，很多工业门类没有，中西部地区甚至就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那么在这段的探索时期，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建设工业，甚至我们勒紧裤腰带，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积累率很高，我们的投资比例很高，包括过去存在着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其实也是农业、农村、农民为我们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工业化要靠自己积累自己，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掠夺，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包括一些新鲜的工业门类，像核工业、电子工业等等，我们都很快的建立起来了。再还有两弹一星的突破，我们几乎完全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人家还愿意帮助，但很快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跟我们翻脸，不帮我们就自己干。起步的时候，正是经济困难的时期，陈毅元帅说过，哪怕我们穷的把裤子脱了当掉，也要搞自己的原子弹，后来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搞成了。当年二机部的负责人问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国家准备发射一颗大炮弹，你愿不愿意参与？如果参与的话得严格保密，邓稼先参与了，从此28年隐姓埋名。邓小平同志后来讲，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有的国家肯定会拿着核武器来讹诈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有了核武器，我们就不怕人家讹诈了。现在根据解密的苏联的档案、美国档案，美国、苏联过去确实动过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自己没有核武器，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再还有这个时期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各方面都有，有的人才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外交上的成就，文革后期，毛泽东意识到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在共同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的立场。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跑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同志导演了非常精彩的乒乓外交，小球就转动了大球，很多西方国家纷纷跟我们建交，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根本上改善，直接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还有中美关系改善，也逼着苏联不得不跟我们改善关系。因为光跟美国一个国家争霸，苏联都不是对手，如果中国再跟美国站在一起，它就不是对手了。所以苏联的人领导人后来一再表态，要跟我们改善关系。后来中苏关系包括同整个东盟国家的关系，也改善了。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显然这个局面跟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决策是有密切关系，我觉得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讲过，要处理好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不能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当然也不能拿着前30年否定后30年。去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媒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及其成就的内容很多。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走过的历程，我们取得的成就的东西也很多，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片子，我看了之后，我看了几遍，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动。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光违背历史的真实，而且对当年的整个一代人也不公道。

第三个方面的解释，领导层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大跃进之后，我们有三年困难时期，但这个困难绝不仅仅是老百姓困难，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领袖，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困难。毛泽东同志8个月不吃红烧肉，就是这个时期，我觉得不是不爱吃，也不是吃不起。为什么不吃？就是表达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还有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带头降工资。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一级工资，一个月600块钱，他降到了404块8毛钱。不光毛泽东降，县处以上的领导干部都降，当然我指的是党内的领导干部，而党外的人士不降，基层干部不降，党外人士不光不降工资，反而还给一些特供，给一些优待，比如说每个月供应一点糖，供应一点黄豆，所以当年有人对这些人开玩笑，说他们是糖豆干部，当年糖豆都是救命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我觉得绝对是得人心的。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想来不可思议的一些事，当年就能干成？当年国家为了减轻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大批的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呢？就此前从农村招工招到城里来工作的这些工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国家给不起他们的粮食定量，那就回老家，让回就回来，几年功夫有几千万人回去，没什么补偿。毛泽东周恩来议论过我们的老百姓，真好，3000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我们的老百姓确实好，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仅仅是老百姓而我们的领导干部搞特权，甚至搞腐败，这样的事情能干成吗？绝不可能干成，我们的干部也是好的。

第四个方面的解释，深刻总结犯错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自己犯的错误自己纠正。大跃进的中后期，毛泽东就领导全党纠正一些错误。文革中后期，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努力的纠正一些，至于文革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过去的教训那就更加深刻，纠正错误就更加彻底了。邓小平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邓小平特别爱谈历史，平均不超过几页的篇幅，我们都能够找到他谈历史内容，而且谈的基本上是文革结束之前，那段走弯路的历史，邓小平的一些重要基本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论断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论断，邓小平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我们的某些书，邓小平讲这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谈出来的。有人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我觉得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全局性的失误，这个失误是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的头破血流把我们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文革结束之后，我们思考新的出路。古往今来，在中国人的眼中，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人是永远不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问题在于犯了错误之后，你怎么办？如果犯了错误，认识到错误，纠正了错误，变得聪明起来，这样的党这样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当然如果犯了错误不承认错误，痴迷不悟，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那另当别论。显然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是通过不断总结犯错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聪明，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尽管过去我们犯过研究错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信赖支持中国共产党。

第四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这个问题讲一讲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印象深刻，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状况如何，我们的生活水平如何？而今天又是个什么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有些局外人也看得清楚，这些年来我经常有机会同外国政党的一些领袖接触，我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被他们问到最多的问题，你们靠什么办法使中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好。我记得2007年我去坦桑尼亚见到了一位高官，他就跟我讲，他最早来中国是1973年，那个时候中国什么样子？他记得，很落后很穷，但是78年以后再来，每一次来都不一样。中国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震惊，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有这种感触的人绝不止发展中国家的认识，包括西方国家的有些人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了解过去中国情况的一些人，那也有类似的判断。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出多方面的答案。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么几条。

第一条，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这个话，似乎谁都会说，有的人甚至把这个话当做套话，但是我认为在这，我绝不把它当套话说，我觉得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因为思想极大的解放，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有了过去没有的一些新的认识，我们才有了改革，才有了开放，才有了发展的各种举措，才有了今天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外国人可能他们的感触，某种程度上比我们还多，比如说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成功了，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了，我去前社会主义国家，像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等去访问过原共产党的一些政治家理论家交流，这些人几乎都羡慕，都觉得我们做的比他们好，我们成功了。

我记得2006年我去保加利亚，请保加利亚原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的社会党主席利洛夫跟我们讲他所总结的苏东巨变的教训，跟我们讲了一个下午，讲了几条，第一条他就讲原苏东共产党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地区没有发展停滞，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过去很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的一些，他们没有根据新的实践去发展、去创新，结果当年的有些说法跟后来的实践对不上号了。因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改变，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当年设想的设想中的社会主义也有了很多的不同，一个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了，怎么能指导实践？

比如说普通老百姓不一定相信这个理论，就是领导干部，包括部分理论工作者，也未必相信那些理论。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不也曾经发生过信仰危机的问题吗？我记得有一次搬家，无意之中把我上大学时候的教材翻出来了。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材当中很多观点，还有浓厚的文革时期的色彩。后来再看到的时候，简直恍如隔世。所以当年那些说法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说服力那就大不如封闭的时候了。有的人就是不信，但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后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特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感悟。我们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又有很多实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所以我们成功了。

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理论家曾经做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很有说服力。70年代末，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而差不多同时，苏共中央决定入侵阿富汗，两个大党，两个不同的决策，导致了两国命运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至今依然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理论，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发展，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方面，坚持体制改革。1978年以来的40多年中，我们不断的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极大的解放发展生产力。我想举几个例子，我们大家就会对改革的作用有同感。

一个例子，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项改革之前，我们农村是贫困的，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我们还有1/4的人口是贫困状态，当年我们不到10亿总人口，1/4，2.5亿。贫困的含义，我认为就是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我们想想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吗？大家出工不出力，所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马上就不一样，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承包到每家每户去种，种的怎么样？没人管了。但是每个农户都清楚种的怎么样，跟他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看联产承包责任制马上就见到了成效，农民的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的农副产品供应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我们想一想，今天跟40多年前比，我们人口增加了好几亿，因为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工业化建设，耕地又少了很多，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不光吃饱了，而且吃得很好。就是这项改革的威力，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决策，在这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被我们说的很满，很美妙，有计划、按比例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上当然是如此，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也好，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好，没有那么美妙。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谁有能耐把我们的经济计划的完全合比例。再还有我们想一想，自我封闭的状况下，大概有些事还好计划，如果开放你能计划别的国家的、别的企业，过去我们看计划经济，经常是计划不好，大跃进不就是典型吗？大跃进的指标是计划出来的，但是导致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另外，计划经济在中国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通病没法克服，那就是让大家没有积极性，没有效率，没有活力。政府向企业下达严格的执行计划，生产什么产品，规格型号数量规定是死的，企业完全没有自主权，也不可能有积极性。不管干的怎么样，每个月就那几十块钱工资，奖金一分钱都没有。另外理论上说，如果国家下达了计划完全合理的，哪个企业如果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这是什么行为呢？你不是破坏了原有的比例关系了吗？政府对这样的企业是该奖励还是该惩罚的，这么一想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我们发展缓慢，为什么大家没有积极性了？92年之后，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今天我们国企的一个最基层的员工他都明白，如果他所在的企业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他的收入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如果没有竞争优势，他的企业就有可能垮掉，他可能就会失去工作了。我觉得这个作用无处不在。所以92年之后我们很快告别了粮票、布票，告别了短缺，这就是市场的力量。第三个例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过去指的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当然还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借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那就多了，不光所有制。我们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在此之前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个体经济有动力，有活力，因为是自家得买卖，所以不怕吃苦。80年代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国有的搞不过集体的，集体的搞不过个体的。但是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党内曾经引发过争论，出现过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有人认为随着非公有制成分的发展，包括从业人员的大量增加，已经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想法，言论显然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97年5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对这样一股思潮给予了迎头痛击。在这篇讲话初步统一思想基础上，下半年召开党的十五大，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做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扫除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在那之后，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更快，更好了。我在浙江上的研究生，也在浙江挂过职，所以对浙江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大家都知道，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是好的，发展的是快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很多地方高，民营经济功不可没。所以，我们想一想，这项改革，它的作用意义有多大？我想举这三个例子就足够了，我们足以可以看清楚，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当代中国，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三个方面坚持对外开放。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这两个词基本上都是连在一块讲，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从实际的我们的进程来看，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开放促改革，当然反过来改革也促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开始下决心改革，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外部世界，我们决定开放，同时决定改革。大家知道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访问过日本，访问过新加坡，他深受刺激，深受震撼。在日本访问期间他坐了新干线列车，人家问他什么感受？他说快，有促人快跑的感觉，中国现在就需要跑了。参观日本的一些企业的时候感慨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去新加坡访问，也是深受刺激。因为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去法国的途中，途中在新加坡停留过，58年以后再去，新加坡发生了巨变。所以邓小平讲过，要改革要开放，否则死路一条。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这个认识，就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变成了我们整个领导层的共识，就因为这样的共识，三中全会才决定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等。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我们想一想这40多年我们一直在开发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宽，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一开始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后来我们又有能力走出去，我们现在是全方位开放，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成果是不带有阶级属性的，不带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虽然可能是美国创造、英国创造，还其他的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但是只要是人类文明生活，我们都可以吸纳，我们都可以学习，而且我们不光是学习，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我们拥有自己的创新，甚至很多方面，我们后来者居上，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解释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

当然这三个方面不是我们成功的全部，但是这三个方面至少在我看来是哪一个方面也少不了的。过去我们好几次党代会对于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包括其他一些重要会，比如说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会，改革开放40年周年庆祝会，我们的领导人都对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做过总结做过概括，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也是总结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产物。我觉得那些总结提炼政权更准，更权威。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回答了4个问题之后，我想简要谈几个方面的感受，也可以说这段历史，这几个为什么能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至少有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追求的党。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了，连续执政70年了，就这两个时间在世界上很少能有其他政党跟我们比。那么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为百年大党老党，而且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党龄来看，近百年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像有的同志所说的，依然年轻，依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党很不一样，或者说最不一样，我认为就是因为有两远大理想追求，其他我们看中国的过去的一些政策，外国的一些政党，成立消亡很快，走马灯式，有的党就是，一些政客追求夺利工具，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初心使命，我觉得非常深刻，说明了这一点。我注意到有的同志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这个概括有它的道理。确实我们在这一点上跟很多其他的政党很不一样。总书记一再强调守初心担使命。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秀特质。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科学理论引领着的。我刚才讲到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教条的搬用，当然教条主义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但很短时间内就被克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用马列主义之实施策中国之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画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在我们创造的这些理论当中，有很多内容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不那么一致，这是因为有我们基本国情的依据，因为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特征的依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的最基本方面，比如说科学的思想方法，世界观方法论毫无疑问坚持，比如说根本的价值观，我们毫无疑问坚持，要实现人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完全平等，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点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改变。

我们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也就是人民立场。我们讲一脉相承，我觉得这些都是脉，被我们继承了以后我也相信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做到了与时俱进。我们这些理论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环顾世界范围的各种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如此重视理论，又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科学理论，要把时间反复证明成功的这样的党，我觉得在世界上恐怕是再找不出来。我到有的党交流的时候，我讲到这一点，有人就直接让他讲出来我们的党为什么没有理论，我所知道的，没有理论的党那比比皆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优秀特质。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是有选贤任能机制的党。任何一个党，骨干队伍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党连优秀的人才都集聚不起来，我想这个党那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好的。毛泽东那个时候特别强调德才兼备，特别强调选人用人五湖四海，特别强调反对山头主义，所以毛泽东就能够团结带领我们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光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我们还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这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十八大以来又花了很大力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存在带病提拔的问题。我们现在选人用人机制更科学，选人用人更准确，更让大家服气，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除了选干部之外，我们发展党员也特别强调先进性，我们不同于很多其他政党，我们历来强调先进性，历来强调先进分子所组成，所以不是谁想入就能入的，要个人提出申请，还要有人推荐，还要严格考核，还要去培养，还要有预备期等等。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外国政党一些人士，讲我们入党的规定和程序的时候，他们听了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入一个党那么费劲，明摆着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机制，把真正优秀的分子选入到我们党内来，再通过各种各样的举措，把可能一开始优秀，后来不优秀的人，要么改变，要么让他们离开我们党。我们选贤任能的机制在党员、在干部队伍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越来越好。

第四个优秀的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明纪律规矩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有着严格的纪律和规矩。毛泽东同志那个时候就建立了很多严明的纪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纪律规矩更多、更丰富，也更完善，执行起来也更加严格。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十八大以来就修订了几次，越修订越严，越修订越细，越修炼越好操作。现在我们全党上下包括全国人民都有了这样的感受。中国共产党纪律规矩不是说说而已的，是要严格执行的。那么执行纪律规矩，那就是好同志，如果违反了纪律规矩，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一定给他相应的处罚，所以我们这个党才能做到，步调一致。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全党就能够行动起来。像应对新冠疫情，那就是充分的体现。所以严明纪律规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特质。

第五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自我革命精神的党。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还纠正了过去很多同志似是而非的一个说法。有人认为1949年10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执政党，已经不是革命党，总书记不同意这个说法，总书记认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执政党和革命党不是矛盾的，不是对立的。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是执政党，而且我们要长期执政，但是我们这个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要用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我们看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深刻的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习近平总书记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2012年11月十八届一中全会之后的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就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头绪很多，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是以中央政治局颁布八项规定，抓作风开局的，抓作风反腐败，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变化？有的同志讲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在自我革命精神这一点上，我所了解到的其他政党恐怕没有一个党能跟我们党比。

第六个优秀特质，中国共产党是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党。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超过70年，这70多年取得的执政成就，去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有全面丰富的展示，这些成就我们感到骄傲自豪鼓舞，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很多其他的党，很多其他的国家，羡慕敬佩。我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通过一件一件的事都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最近正在进行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我们表现出的执政能力，让很多人敬佩感叹。我注意到有的外国人讲，武汉封城举措在他们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在西方国家说感恩节之前一两天，你把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封住，不让人流动，想都不敢想。我注意到包括我们国内一些专家讲，如果没有这一步的举措，或者说举措晚几天，局面完全不一样了。再比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全国范围调集42,000多医护人员，调集大量的物质来帮助武汉，帮助湖北，别的国家也很难做到，甚至做不到。我想例子不需要再举，再举可以举更多。包括汶川地震之后抗震救灾，包括灾后的重建，我觉得也是没有国家能跟我们比的，这当然是非常时机，这是重大事件。平时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我所概括的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可能不一定全，我们还可以概括出更多。但是我觉得这6个方面确确实实都是中国共产党非常突出，那么我觉得我们了解了这个党之后，就应该认同这个党，尤其是作为党的一员，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我们更得自觉的担当起我们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肩负起使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就是今天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我所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第二集：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主讲人：罗平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课程简介：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执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第二，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第三，“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交流的题目是《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大家知道2014年10月30号，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执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回答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之所以要召开这次会议，要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场争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古田会议。

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这个历史，也许能够对我们今天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健全民主集中制等等引发出一些思考。

我想和各位交流讨论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第二个问题，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第三个问题，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一、首先我们交流讨论第一个问题，朱毛红军的由来与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

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内部发生的意见分歧是由这年5月重新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件事情引发出来的。因此要回顾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就有必要首先回顾我们红四军是怎么成立的，以及红四军军委，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1927年9月9号，毛主席领导的著名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6号，在宁冈县的大村中见到了袁文才，因为在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也就是袁文才的驻地，建立工农革命军医院和留守处。1927年10月27号，毛主席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的茨坪王佐的驻地，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志们一看这个时间就知道，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号正式爆发的，而毛主席这一种向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10月27号。那也就是说他是秋收起义爆发之后，一个月以上时间才正式上井冈山的。那为什么这么久他才上井冈山？应该说一开始按照秋收起义预定的计划，并没有想要上井冈山，而是要夺取湖南省会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一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是敌强我弱，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长沙东面的平江县城东郊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使师部和第一团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一开始发展比较顺利，在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后来因为国民党正规军集中兵力反攻，也使我们这个团几乎全部溃散。那就是说在进攻长沙的过程当中，我们遭遇了重大挫折，毛主席看到这个情况，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的部署。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只有1500余人，受到了严重的挫折。9月19号晚上，毛主席在文家寺的理论学校组织召开了七军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时工人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叫余洒度，他坚持去浏阳直攻长沙的方针，当然这也是符合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的当中也有不少人伴有这样的情绪，赞同余洒度的意见。但毛主席极力主张要放弃进攻长沙，要把起义军向来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接再图发展，这也是毛主席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够做到实事求是。9月29号起义部来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毛主席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收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二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

三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要统计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可以说三湾改编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历史上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0月13号，起义军到达了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两届前委扩大会议，他从前来列入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井冈山上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叫袁文才，一支叫王佐，他们各有一百五六十号人，60来支枪，王佐的部队驻扎在山上的茅坪和大小五井等地方，袁文才部队驻扎的井冈山的宁冈的茅坪，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我们有不少同志去过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其实井冈山干部学院就设在井冈山茅坪即原来王佐的驻地那个地方，当时（工农）革命军当中，有人曾提议解除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干脆把他们解决。他们不就是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吗？毛主席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了，历史上有哪个人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个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的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毛主席还得知袁文才王佐特别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但枪不能少一只。袁文才部队一百五六十号人当中只有60支枪，于是毛主席向前委提出准备一下子送给袁文才100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有的人就表示怀疑，还有的人坚决表示反对。

经过毛主席反复说明，才得以陆续通过，中共湖南省委还向中央报告说，润之在赣市存有一大错认知，润之指的就是毛主席什么大错误呢？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上井冈山的时候送了100条枪给袁文才。10月6日毛主席和袁文才见面后，毛主席当场宣布给袁文才送100支枪，这很是让袁文才感到很意外，也使袁文杰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银元，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也答应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

但与此同时，袁文才要委婉的对毛主席讲，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其实言语当中流露出了深刻的意思，为了不使袁文才为难，毛主席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先到井冈山周围打游击。10月27号，毛主席率起义部队到达了井冈山上的茨坪，送了70条枪，给王佐的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多担稻谷和一些银元，工农革命军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了白鹭堤茅坪，也就是袁文才住的地方。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后来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要进行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1921年中国成立共产党，我就便是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就是这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当然历史证明毛主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出来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自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表述和概念，当时使用的是工农武装割据，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但当时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城市中心论，把革命的中心是要放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的。本来中央就给他领导秋收起义准备要攻打湖南省会长沙，而实际上毛主席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所以这一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且工农军所经区域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实际上是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组织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本来是对的，结果当时临时政治局开会，把他错误的开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做了决定，湖南省委要派人去传达，当时湖南省委十分困难，居无定所。于是就委托自己的下级组织中共湘南特委去到井冈山。湘南特委就派了周鲁（音译）去井冈山上去传达中央的决定。周鲁是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指着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实现所谓是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策略，批判毛泽东右倾逃跑是枪杆子主意，并且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样一来，毛泽东一度就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已经被做了宣布不是党员了，但是实际上中央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因为被做了宣布开除党籍了，他就不必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毛主席后来说那段时间自己比较狼狈，因为他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承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听不清14:49），但是随后不久，得知中央并没有开出他的党籍，仅仅是开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那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今天属于江西，而要湘南特委派代表到山上去传达中央的相关指示，这与当时特殊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当时同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江西省委双方都有联系，但秋收起义是由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这是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向、主要是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湘南特委要派人传达决定的这个因素。

这是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情况，那我们讲朱毛红军那么朱老总又是怎么上井冈山的呢？1927年8月27号，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占领南昌后，要拿下广东，准备从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然后占领广州，进而夺取整个广东，并取得出海口，予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然而起义军来到广东潮州，汕头地区时失败，剩下的一部分部队转移到了广东的海陆丰（听不清16:33）地区，与当地的人民起义军汇合。还有大部分剩余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移到了湘南地区，也就是湖南南部。

1928年2月朱德、陈毅在领导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建立了湖南宜章、郴州，永兴、资兴等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说一开始形势很好，整个湘南地区一片红旗招展，但不久，国民党纠集7个师的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起义军进行夹击，同时在起义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湘南特委采取烧杀政策，造成一部分农民反水，起义军只得退出湘南，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应该说当时在湘南暴动的过程当中，湘南特委负责人在执行政策的问题上，一度发生了偏差，湘南各县要搞所谓的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个街道和所有的商店都要烧掉，而且还要把原衡阳是广东平时公路两侧15环内的所有的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住，想用这样的办法阻止敌人进攻，但是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敌人固然没有地方可住了，但这样烧杀把房子都烧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可住了。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这个政策是比较反感的，这也是导致农民反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毛主席率领的工人革命军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也就是今天井冈山市的砻市，继原来的宁冈县城会师了。朱毛会师的时候，毛部有1000余人，朱部2000余人，与朱部同时上下的湘南农军有8000余人，全军1万余人，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人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那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得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说第一支规模比较大的成建制的革命武装，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怎么应该把它编为红一军，怎么一开始就编为红四军，因为爆发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作战非常的勇敢，一路所向披靡，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群众称之为是铁军。所以我们在创建这次革命武装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能像当年的就是北伐军第四军一样成为一支铁军。

所以把它称为第四军。毛主席的部队并为第十师，朱德的部队并为第十一师，湘南农军并为第十二师，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那我们党史上著名的朱毛红军，就是由此而来的。这就是两军会师以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的井冈山市，垄市的龙江书院，朱毛会师之初，全军变成39团，不久又缩并为26团，也就是第十师、第十一师，下辖第28团至第33团，其中第28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第29团是宜章（音译）农军，第31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第30团和第33团是原湘南郴州永兴等地的农军，那也就是说在红四军当中，真正的主力部队是第28团和第31团暨原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当时的情况是井冈山地区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旦，这是毛主席写给中央这个报告当中讲到的情况。那大家想想，这么一点人，这么一点粮食产量而忽然之间，上万人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导致部队的给养十分困难。月底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决定撤销师的番号，由军直辖团，也就是第28、第29、第31、第32，而由湘南农军组成的第30团和第33团5000余人，由各县干部率领返回湘南，后来大部分失散了。事后看不应该让这两个团的部队回到湘南的，如果说把他们留在井冈山上，现在部队的给养可能一时有点困难，但是可以想办法解决。而且这5000农军是我们红四军很好的补充力量，但是让他们回去，就这么散掉了，有点可惜了。

当时作为农军干部的黄克诚，黄克诚同志1955年在我们新中国第一次授勋前的时候，被授予大将军衔，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这个情况，他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的8000子弟兵，除保留下来的少数干部和第29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够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应该说毛主席不太赞同这5000农军回到湘南去的，但是随同上山的湘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要求回去。朱老总当时主张精兵主义，也同意了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朱毛会师后，“红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为委员的红四军军委，这是我们红四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选举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既是我们红四军的军委书记，又是我们湘赣边界的特委书记，所以随后不久红四军军委进行了改选，毛泽东不继续担任军委书记，而由陈毅继任红四军军委书记。

1928年6月16号，中共湖南省委跟红四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外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指挥士军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要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此前所担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再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同志继任，杨开明是杨开慧同志的堂弟，这是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指示，要求成立前委。同志们从湖南省委的指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前委不但可以领导军队，而且还可以领导地方，所以前委是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28年7月中旬，为了阻止湘赣两省国民党军汇合于井冈山，红四军决定第32团留守井冈山，朱德、陈毅，率领第28团第29团进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的后方基地酃县，酃县就是今天的湖南炎陵县。而毛泽东随第31团进攻宁冈，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夹击湘军。当时我们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进行民主化管理。但有的士兵委员管理委员会出现了集团民主化的倾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要讲民主，也要讲集中，不能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但你也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那样的就可能出现集团民主化的倾向。在井冈山及以后一段时间，我们红军队伍当中曾经出现过集团民主化的形象，对部队的发展并不是有利的。

当时井冈山的老同志李志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曾经讲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他说当时军管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的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那这样一来，连长、排长领导部队自然会出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朱德率领的部队进入炎陵以后，由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官兵，因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思乡心切，他们想回到湘南，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据后来杨开明给中央的一个综合报告里面讲，说“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依无效”。本想阻止他们不回湘南，但是士兵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坚持一定回到湘南。

与此同时，由中国湖南省委派了红四军的代表杜学军，也借着红四军去湘南活动。于是红四军于7月15号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成前委。因为当年毛主席在永兴（听不清28:48）就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议准许第29团，也就是由湘南宜章农军组成的这个团回到湘南，同时为了避免第29团回到湘南孤军助战，又命令第28团及南昌其余部，也前往湘南，实际上就等于第28和第29团都要回到湘南去。7月下旬前往湘南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29团几乎全部丧失，因为29团的官兵都来自于湖南的宜章，当时29团跟在了郴州，郴州市国民党军的后方补给基地，这里有国民党军的仓库缴获不少，而郴州紧靠宜章，所以29团的官兵要了缴获之后，纷纷想回家看看，这一回去部队彻底散了，被国民党后来各个击破，只有肖克同志率领一个连，回到了井冈山，同时由于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8月国民党军占领了井冈山根据地，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这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8月23号，毛泽东率第31团在湖南桂东县与朱德成立师的第28团汇合。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另外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的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那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红四军已经没有了军委，也没有前委，只有个行委，行委书记是毛主席。此前的6月4号，中国中央曾致信给朱德和毛泽东，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以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中央的指示非常的清楚，既要组织前委，也要组织军委，由前委领导军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中央在信上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这也很清楚。前委是我们根据地最高党的领导机关，既可以指导领导红四军，也可以指导地方工作。

朱德毛泽东收到中央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1月2号，11月6号，毛泽东组织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10号的来信，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要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5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14到15日，“中国红四军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担任军委书记，那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红四军既有前委，也有了军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军委书记是朱德。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了井冈山，红四军和红五军加在一起，总人数达到了五六千人，那自然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与此同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约3万人开始向井冈山发动新的会剿，为了打破这次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是率红四军的主力，也就是第28团和第31团出击赣南，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应该说一开始不是太顺利的，在大余一战伤亡二三百人，在寻乌的项山圳下村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军部被冲散，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随后牺牲于赣州。伍若兰同志是湖南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文武双全，听说还同时使用双枪，被俘之后非常的坚强，坚贞不屈。国民党方面不但把她杀了，还把她脑袋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上非常的残酷。朱老总一生都喜爱兰花，1962年3月他重上井冈山，临下山的时候，别的什么也没有带，但是他带走了一盆井冈兰花以示对伍若兰同志的怀念。

1929年2月初，红四军到达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这时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各级党委。那这样一来，因为军委停止办公了，所以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就暂时被停职了。

2月11号，红四军在瑞金与宁都间的大柏地设伏，歼灭了一直尾追自己的敌军刘士毅两个团大部，歼敌800余，取得自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月14号又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接管了郭部的军需工厂，全军每人发了一套军装，红军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着装，并且每人还发了4块钱的津贴费。

现在我们一些放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视作品，看到我们井冈山的红军都是穿着整齐的红军服装，这个恐怕不符合当时历史的宗旨。因为我们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还是1929年，占领闽西长汀之后，才实现的，即使在井冈山上都是有什么穿什么，在长汀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团编为三个纵队。即原第28团大部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原第28团一部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31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不久又将闽西地方红军编为第四纵队，付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这其中的胡少海、伍中豪和蔡协民，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

1929年2月2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因为中央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朱毛红军的消息了。他们来到闽西，赣南也是从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当中才得知的。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格局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这封信就是我们党史上的“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到各个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以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应尽可能的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也就是说要红四军分散行动，不要集中在一块了。“中央二月来信”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信上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方面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4月3号，毛泽东和朱德在瑞金收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号，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主席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信中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信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我们自己不愿意离开红四军，当然了如果中央需要我们离开，那也是可以离开的，那请你们一定要派两个能力比我们更强的同志来。刘伯承同志军事上比朱德强，恽代英同志政治上比毛泽东强，如果你们能把这两个人派来，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离开红四军。那为什么当时中央一定要红四军分散活动，要让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要离开部队呢？在党的“六大”上，当时指导“六大”的共产党国际处书记布哈林，就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农村，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说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他说我建议你们要化整为零，不断的流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农民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一些分散活动，以后再集中起来。

周总理在后来回顾党的“六大”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布哈林在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就会妨碍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毛泽东、朱德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只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这就是中央二月来信为什么要红四军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红军的这个缘由。

随后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战争爆发，历史上叫蒋桂战争，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于是改变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中央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够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同志后来确实来到了中央苏区，但时间是1932年1月，那是这个时候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恽代英同志到他牺牲的时候，也没有来到过中央苏区，而是把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给派来了。那么刘安恭是个什么人呢？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人，永川现在已经划给重庆了。1918年他赴德国留学，1922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的奋战当中被打败了，移驻川东的万县，于是刘安恭也就随之去了万县。

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队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一次相遇，同年9月，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队的一个团起义没有成功，遭到了杨森的通缉，只好跑到武汉。不久朱德在杨森部队的处境也比较困难，也离开了杨森的部队去了武汉。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担任团长，刘安恭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刘安恭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安恭从苏联学习回国，随即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同年5月，抵达红四军驻地江西宁都。现在刘安恭来了，应当说毛泽东和朱德对于刘安恭的到来非常的重视，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于是红四军全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经停止办公的军委，并让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一时间刘安恭成了我们红四军内部仅次于朱德、毛泽东的第三号人物，当了个三把手。不过客观的讲刘安恭这个三把手没有当得很好，那为什么要给刘安恭这么一个重要职务呢？同年6月1号毛主席给中央的报告当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今年1月四军在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界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在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所以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给中央的报告当中解释说为什么要恢复军委？主要是时间太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实际上虽然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1000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我个人觉得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主要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很大，他是由中央直接派来的，而且也有国际背景。在苏联曾经学习过，自红四军创立以来，有这样的生活和经历的人在我们红四军内部还未曾有过。所以朱德和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到来十分重视。先是刘安恭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原本是要毛泽东接任的，后来又于5月23号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这是我想和各位交流讨论的第一个大问题。

二、第二个大问题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

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离开井冈山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处境比较困难，于是在我们红四军内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当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在红军中的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与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可以说争论更是一直不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许多我们曾经未曾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你比方说怎么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在军队当中军事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党代表与军长这个关系怎么处理，这都是很多的新问题。

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了基层，而刘安恭的到来与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那为什么当年红四军内部引发激烈的争论呢？真正的起因可以说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起因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如何划分？引发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不久，就做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利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委，现在是下级党委给上级党委做了一条决定，限制了上级党委的这个权利。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萧克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当中这样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做了一个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项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够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尤其也是井冈山老同志曾志，这曾志是个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曾经担任过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她是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同志曾经回忆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年5月中旬，红四军从宁都回师内境途中，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有人就发现田野不远处有4只肥猪在觅食，于是就断定这些猪不是穷人家养的，将其没收杀了，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这件事情朱德知情但没有制止，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是富人经商买卖的猪，我们党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土豪劣生的财产可以没收，但商人的财产必须保护。现在我们把富人经商的猪杀了吃了，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比较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了猪款。当天晚上，毛主席又召开了干部会议，对这件事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刘安恭听了毛主席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针对朱德的。背后刘安恭对朱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单位，政治部门不能代位，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刘安恭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前委是我们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怎么就不能干预军队的事情。

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第二个起因小团体主义的影响。这年9月，陈毅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当中就这样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历史的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当中是要相当的尊重的，尤其是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真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国人是最喜欢讲老乡观念的，一听说老乡就感到很亲切，那我们红四军内部也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红四军内部争论起因的第三个原因，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如何处理？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政治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利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也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南召开会议，会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要成立军委，理由既然叫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之倾向。这是一种意见，他们认为还是要设一个军委的好。

另一种意见那就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因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于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那毛主席本人是什么态度呢？在这年6月14号，他写给林彪的信当中，把自己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把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现在只要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截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忌，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现在我们是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不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是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那个时候既有前委也有军委是可以的，现在就没有必要设这么一个重叠的机构了。

其实湖雷会议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讨论了，提出来了，没解决问题，怎么办呢？继续开会。6月7号，红四军攻克了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一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也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甚至表示我不能担任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那我离开前委，那毛泽东为什么说自己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呢？是因为他发现红四军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当中，竟然没有经过他这个书记签字，红四军在龙岩小池这个驻扎会议决定缩短龙岩也没有通知他与会，他是前委书记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居然他不知道，经历过最大争论的江华同志也在他的回忆里面曾经这样说，“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管理一切，表示集团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的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了各级党部。结果白砂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所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所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再由陈毅来担任。这就是白砂会议的旧址。事情到这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在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支持权力集中，并且要求集中到政治领导，并认为毛泽东不应该学习支持而应与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还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也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切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把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种可叹息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正是“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林彪就一直是朱老总的部下，那么在这个时候，林彪写信支持泽东的意见，那他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我们党实际有这么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封信报道林彪的严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经在此前的6月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什么叫游击习气？说他平时衣着破烂不整，说话高兴的时候喜欢提裤子，现在，林彪认为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写这封信，这是一个学者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观点。

因此说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他对朱德的耿耿于怀。

一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

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湘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林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朱德记恨在心。

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的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林彪对朱德更加不满。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这是另外一个学者在他们的一本书当中讲到的一个情况，这仅仅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6月14号，在福建连城县的新泉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把这封信送给了前委，这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

毛泽东在信中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意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红四军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还分析了红四军的内部产生这样纷争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千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他特别强调（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把有障碍腐朽思想是铲除和红军是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的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应该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比一般人看得很深刻，他认为现在我们红四军内部所发生的这些争论，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党与红军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在福建连城新泉的驻地——望云草室。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红四军党组织问题也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认为“党管理一切”最高原则，这个口号是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的。朱德说，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委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3期上，实际上也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军内公开化。

现在看起来这个做法不是非常的妥当，我们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说还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之前，就把不同的意见在下级或者群众当中公开，是不利于我们班子团结的。这个时候因为在白砂会议上对免除了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他不但继续坚持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刘安恭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对的，首先红四军内部没有分成所谓的两派，不能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而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示。第二，刘安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说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问题，就采取能力分化，能够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吗？后来萧克同志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的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有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1929年6月22号，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陈毅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对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红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傅柏翠后来回忆说：“当我到会场时，在主席台上坐有三五个人，朱军长正在发言，还在答辩那些问题，说得很多。大家说不要再讲了。他还在讲，并说让我说完吧。毛主席也发了言，他讲话简明扼要，胸怀宽阔，我记得毛主席说，有问题以后还可以争论，也可以写文章，现在不需要作出答辩则非留待以后由历史来证明，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吧。”

这个时候组织会议的陈毅应该说他的态度就比较关键了，而这个时候陈毅认为毛泽东思想领导是正确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对红军有建树，但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实际上采取是各打50大板的方法，会议专门讨论了两人的去留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将由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到军中工作前，他俩可以继续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前委的组成人选问题，决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按照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其余的委员名额，由军直属队推行出陈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各推选纵队负责人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上述五单位又各推选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选举中，这十三个人全部当选。接着举行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了。

应该说红四军期待，确实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是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在红四军七大上叫三次讲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把他选掉了。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

萧克同志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毅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

这是萧克同志在回忆录里面的解释，那贺子珍同志也有一个解释，或者是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我们结合萧克和贺子珍两个同志的回忆，交代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为什么落选的原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红四军“七大”，因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于红四军这是真正的原因，主要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

应该决议案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其实这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和军队的关系究竟怎么应该去处理？这样一来，因为毛泽东在红四军渠道上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在红四军的处境就相对比较困难，继续留在红四军工作，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中共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与第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红四军直属队支部书记曾志等，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从龙岩动身，前住上杭的蛟洋，代表前委出席中共闽西一大并对会议加以指导。据江华回忆:“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这就是毛主席出席闽西“一大”的旧址，上行蛟洋的文昌阁，这是我也和同志们交流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

三、第三个大问题，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中央9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红四军4月5日从瑞金发出的对中央“二月来信”复信。周恩来提出，中央政治常委已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四军，要求其派人参加会议并汇报工作。

7月29日，朱德和陈毅从新泉赶赴蛟洋，与毛泽东等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会剿”的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李立三表示他将尽快向政治局作报告，并要陈毅赶紧写出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扼要介绍了陈毅报告的红四军有关情况。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作详细报告。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做详细报告。这是抵达上海后陈毅同志留下的一幅照片。

8月29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和关向应。陈毅在会上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毛之间的争论做了详细报告。会议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很重要。于是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召集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审议，并提出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给红四军。

随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恢复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毛泽民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时周恩来拿陈毅根据此前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和谈话精神，对中央起草一份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快陈毅写出了这份题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的文件。在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其实“中央九月来信”是陈毅起草的，在朱毛之争的发起过程当中，陈毅同志其实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要知道陈毅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前委书记了，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需要毛泽东回来工作，而且他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经过这一段经历也更加深刻了。“中央九月来信”的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了《周恩来选集》，如果同志们想了解的话，可以找来《周恩来选集》进行阅读。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专门做了一节做指示，指示强调红军是生长在于敌人的内部中的，他的精神主要是要对付敌人。

而此届红四军前委在处理朱毛问题时存在4个方面的缺点。一、是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存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和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二是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是削弱了前委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是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的信仰发生影响，指示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四条的具体办法。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坚决的斗争。第三，且为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

指示强调党代表名称也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附属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以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政治部主任，他还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急切的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红四军“七大”后，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朱德一人，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号，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军八九十，3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生了许多错误。

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面对这种情况，朱老总还是相当着急的，他一面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一面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能回来主持前委，但收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他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这个时间他确实身体比较差，他得了疟疾也就是打摆子，身体非常的虚弱。

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因一时得不到他的消息，竟然造谣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病，甚至共产国际慰问毛泽东已经病故了，还在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个1000多字的互告。互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中共游击的创立者和中共红军的缔造者主义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肺结核而在负责前线逝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应该说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先没有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开会一定要认真去做好准备。这就是中共红四军八大的会址，上杭县城的太忠庙。当然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中共红四军八大上陈毅再次被当选为前委书记，在他未回来之前由朱德代理，在会议过程中，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提出要将毛泽东请回来，得到了不少代表的支持。

其实朱老总也有这个意识，但他担心毛主席不愿意回来，于是就让刚来到红四军的军政治部主任张恨秋，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敦请信”，张恨秋在信中说，接此信后，若不回来，就要给予党内处分，毛泽东也怕处分，所以当时他尽管病得很厉害，接到信后，只得坐担架，从永定的金丰大山前来，可是等到他来到上杭城的时候，八大已经开完了。红四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上杭县城的临江楼养病，这时地方党组织给他请了一位当地的著名中医，为他开了一个方子。

服了这个老中医的方子之后，毛主席的身体逐渐的好转，因为身体好转了，个人情绪也当然就好起来了。所以在农历重阳节，也就是10月11日这一天，他看到临江楼院前的黄菊盛开，于是提了一首词叫《采桑子重阳》。这首诗我们好多同志都非常的熟悉，从这首词可以看得出来，应该说毛主席的情绪也是在好转的，因为他身体好起来了。

10月22号，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在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面。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同时考虑毛泽东因病一时不能返回部队，决定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

就在陈毅回到红四军的前两天，曾经在红四军那场争论当中，起到不是很好作用刘安恭，在率部进攻广东大浦的虎头沙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所以今天我们的刘安恭同志，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加以指责和埋怨。人家毕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1月2号，陈毅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前委工作。11月18号朱德和陈毅率部抵达上杭的官庄，两人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为军中主持前委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朱老总和陈老总请毛主席回来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

11月23号，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长汀，红四军前委在这里作出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身体情况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九月来信，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态度。于是在11月26号，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汇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可以说古田会议前我们红四军内部的这种争论，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化解了。

11月28号，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识已完全达到。1929年12月28号和29号，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很多同志可能到这里参观学习过，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都写方针政策，红军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任何借口地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今天我们讲“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其中这句话就非常的关键，红军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我们的红军与别的军队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要打仗。军队是为打仗做准备的，但是我们的红军与其他军队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除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还要筹款，还要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政权等等等等。总之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这就意味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所以军队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案》实际上是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比方说关于红四军内部曾经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办法，除了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强调在组织上要履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那么实行什么样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呢？决议案提出的办法是：

（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对于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什么是非组织观点呢？主要表现为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事分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至得到明显的结论。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应付多少人是同意的决议，除必要时得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会，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今天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最根本的是四个服从，四个服从当中有一个服从叫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古田会议决议案》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对于红四军内部一度存在的非组织的批评，决议案强调党内批评是坚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根据个人（利益）。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怎么去纠正？决议案强调就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以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之一，怎么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我们怎么去开展批评？决议案讲得很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要增强党的团结，而不应当把批评作为攻击别人的工具。

对于当时红四军内部所存在的组织不纯的问题，决议案为此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果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介绍到进党。有些同志看了这5条以后，觉得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怎么我不吃鸦片不赌博，也作为新分子入党的条件之一，其实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红军相当多的人员是旧军队，而在旧军队抽鸦片赌博是个普遍现象。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新党员条件之一就不能吃鸦片，不能赌博。至于其中所提出的发洋财的观念不能有，实际上更有现实意义。为什么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当中有些同志出问题？不就是脑子里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吗？共产党也不应该发洋财的思想。

讲到这同志们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红四军内部的政党争论当中，仅仅为他们个人的名誉地位考虑，为他们的个人权利着想，他们这场争论是否能够得到化解？如果这场争论不能化解，那朱毛红军的结局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团结出战斗力？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年的九、十月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他说要说到党内是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尽管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形成什么派别的组织，所以这也就是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最后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结局的重要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我也和同志们交流的内容，谢谢各位配合，谢谢大家。

第三集：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主讲人：高中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改革开放史新时期教研室主任，教授

课程简介：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讲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的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陈列馆。总书记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知道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讲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

今天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第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进行长征？

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为什么长征？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领导秋州起义部队引兵井冈。主席讲一逼二逼逼上梁山。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部队不到千人，后来经过朱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到了后来时候，我们先后取得了四是军事反围剿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在1934年又离开中央苏区，原因何在？我们讲到中央苏区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占有了江西大部，甚至包括福建等重要地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局面丢掉了呢？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过一次纪念中央根据地，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也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根据地建设的好的局面给丢掉了呢？这一发问振聋发聩，让人值得去思考。什么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我们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斯主义被教条化了，把共产主义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知道1928年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六大，当时选举向忠发为党的书记。到了1931年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了6届四中全会选出来三位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这个时候经过米夫，这个莫斯科中央大学的一位领导人，他推荐王明当选为候补常委，因为以后就改为常委了。这个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呢？具体而言，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我们后来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我们在北区的工作基本上是丧失殆尽。当时1931年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局，选博古为书记，博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讲是亦步亦趋、惟命是从，此时王明自己去了莫斯科，做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那么博古就作为中央局的书记来领导全党工作。

我们知道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创出来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好的经验，披荆斩棘，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领导取得了4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这样一个局面为什么会打破呢？有这样几个事情需要我们来追溯一下。

第一个是1931年11月召开了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撤销了。到了1932年又召开了年度会议，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又被撤销。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左倾教条主主义、推行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到了1934年2月，张闻天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我们知道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们称为毛主席，又成立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腾龙驾雾，这样的话就逐渐在改变以往的一些体制、一些组织和路线。

博古对军事不是很了解，他又搬来了救兵，此人叫做李德。他是一个德国人，曾经在上海从事一些军事情报工作，后来被邀请到中央苏区担任了军事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李德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纪事》，他自己就讲博古赋予他军事权力，让我掌握了红军行为的决定权，这就大大提高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所以是讲没有博古的这种授权、放纵其越权（李德是不会篡夺红军的指挥权的）。李德在苏联参加过一些军事战斗、也参加过德国的堡垒战术。但是客观而言，到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南部对中国的国情确实不了解。他就搬运了他非常娴熟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这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陈勇同志回忆过，当时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因为国民党前几次军事围剿都失败了。所以第5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就建立堡垒层层推进的方式，而且敌人的堡垒非常的坚固，而我们的堡垒一推就倒。在这样情况下，结局可想而知。所以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们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就在这种堡垒对堡垒的短缩突击中损失极为严重。所以军事失败是我们长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此地已经无法立足了，被迫进行转移了。

我们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当时进行了数次的浴血奋斗。但是这种战术的错误导致战争的失败。当时红三军团彭德怀非常恼火，他就找到李德说了一句话：“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有一位翻译叫伍修权，伍修权进行了翻译，李德没有反应。彭德怀让政委杨尚昆你给我翻译一下。杨尚昆就把彭德怀这句名言“崽卖爷田心不痛”做了翻译，李德听完之后暴跳如雷。“应该骂我”但是彭德怀讲“今天我都来了，随便你处置”。所以真是我们的红军战士、指战员，很多指战员就牺牲了。当时的参谋长叫刘伯承，他也告诉博古必须换人，再让李德指挥，必然让我们都成为千古罪人。博古听了之后，当然不敢给李德说了。后来刘伯承被下放到一个军团当了参谋长，这种惩办主义让广昌保卫战失败，就让转移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第二个因素——军事失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讲的经济上的枯竭。我们部队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领导过开展土地革命，从“井冈山土地法”、“新国土地法”搞土地改革。但是由于他们迷信苏联的一些模式和经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这个做法一步步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来消灭地主、消灭富农，最终发展为损害中农，你这样就做不好统战工作了。就把我们比较娴熟的农民运动给绞杀了，也会造成我们与农民这种隔离，导致一些农民“反水”，所谓“反水”就是离开了我们的根据地，走了！这样极不利于我们的干群关系，所以我们讲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三个重要因素，左的路线、军事上的失败、还有经济上的枯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为什么长征？

第二块，怎么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当时领导初期这种转移的是三位同志，博古、李德、恩来同志。后来博古讲长征的军事计划，并未在政治局这个层面进行讨论。后来讲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般我们史书上把这样一个领导层面称为是“三人团”，由“三人团”领导了我们长征的早期斗争。甚至当时出发的时候像搬家一样，什么都带着，什么都拿着，行军极为缓慢，没有给我们的军队以机动的指挥权。而且前面是红一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就是林彪、聂荣臻领导，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领导，后来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间的中央纵队无疑像抬轿子一样行动，每天的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按部就班的去行走，没有抓住瞬息万变的战略机遇。虽然我们前面通过了粤军的封锁线，甚至穿过了湖南南部，但是敌人已经布好了袋子，我们还是导致了湘江惨败。

当时我们在长征正式出发之前，曾经派出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红六军团主要探路。任弼时、萧克他们去湖南的西部去找二军团的贺龙同志，我们长征的方向就是去湖南西部，所以是去探路去的，派出了红七军团。方志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其实吸引敌人走的，我们要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我们主力部队往西走。这个后来萧克讲，我们中央红军就沿着我们六军团的方向行走，亦步亦趋，萧克的部队把路线行程及时告诉中央红军，连国民党都把这路线都看透了，甚至他们在报纸上讲，前面那无疑是无愧于去趴路去，后面的无愧于又跟上来。是吧？这个路线都被敌人摸清了，而且敌人已经布好了几道严密的封锁线，所以后来对于这场长征出去的这种失利，萧克就感叹：无疑是我军遭受了敌军的围歼，使我们出现了几乎是覆灭的危险。

我们穿过了粤军的封锁线，到了湘军的地带。其实湘军因为和桂系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一个矛盾也可以被我们利用，别的东西不讲，他们桂系军阀既反共也反蒋，只希望红军从我们这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对红军只能去追击，而不能阻击。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下令组成了将近70个团的部队，15个师在湘江进行部署，本来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空隙，但是因为我们行动迟缓。虽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两岸，但是没有及时通过，就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湘江惨败，所以当时红一军团的二十四团的政委杨成武不讲嘛，敌人向暴风雨高粱叶一样围过来我们又打退一批，顶又冲上来，我们又打退一批，这个又冲下来，而且到了战斗最后是近距离射击，肉搏战，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能够顺利通过湘江，很多战士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非常惨烈。中央红军出征的时候呢，据统计是八万六千人，但是一场湘江之战，我们只剩了多少人？3万多人。而且后边掩护的红一军团基本上损失殆尽。而且这个时候“三人团”仍然坚持北上到湖南西部去。去与二军团汇合去，其实蒋介石已经又布置了新的4道封锁线。那么最后生成一些红色的，我们最后的一些这是精干部队，如果再经过4道封锁线，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在我们的红军内部，由于这一场湘江惨败，出现了一场争论，而且这场争论是极为必要的，也极为及时的。因为从红军出发以后啊，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杀回马枪，我们进入长沙，进入敌人城市，围魏救赵。那三人他不听啊，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振臂一呼，但是怎么去产生效应？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王稼祥此前是从政治部主任啊，因为富商与毛泽东一块行动。然后毛泽东又开始说服另一位同志--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委员会主席，三人在大街上边行军边聊天，边分析，边切磋。最后他们认为不能再去湖南西部了。如果去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剩这3万多红军战士就保不住了。所以毛泽东自己就讲过，我用了很大的耐心，我隐忍着这种痛苦，找张闻天同志做一些开导工作，最后说服了他，这个工作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能争取到了张闻天，包括王稼祥了，那么就可以来影响大部分人。所以我们讲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叫中央中运三人团，我们讲中央层面这样一个争论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就在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毛泽东提出来就开个会议，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去湖南西部，而应该转到贵州。毛泽东讲蒋介石已经布好了一个大口袋，他等着我们去钻，你们谁愿去钻就去钻，反正我毛泽东不愿去钻。这个仅仅是已经布好了一个口袋，无疑就是一个请君入瓮啊。你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翁你去钻那不傻瓜吗？毛泽东说的很很直白也很通俗啊。毛泽东参加了这样一个军事会议，而且讲贵州的兵好打，贵州农民讲成为双强将——烟枪和长枪，而且通过报纸知道，贵州的军阀怕我们去，他们开始跑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如避重就轻。所以这个会议一个最终的后果，同意转到贵州，只是转到。这又实现了第一次的引兵贵州。

他到了贵州以后，李德还是下巡视命令，让部队干嘛去，还是要去湖南西部。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提议，在黎平、贵州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而且这个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们刚才讲到了，包括我讲长征出发之前，长征的方向，战略转移的目标，是没有在政治局通过的。那么黎平会议就明确了等时机成熟，就召开一次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时候讨论，可以讲争论是尤为激烈的。最后大家同意不去湖南西部，所以当时是李德十分恼怒，周恩来讲，因为这个争论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李德的军事智慧才能，也逐渐疏远了与李德的关系。所以我们讲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这种军事的意见开始在军队内部起方向，起作用，更加灵活，更加机动一些。

为了更明确方向，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猴场我们开了一次猴场会议，这个会议就开到了凌晨，开到了35年1月1日元旦，这个会议作出了决定，就是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怎么限制呢？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而不是李德一个人下命令，去何方，何时去，哪个部队去，而是由军委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长征途中，对于长征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是不是？黎平会议决定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就开始了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来，我们应该轰下李德，不能再让他指挥了，让他指挥下去啊，必然出问题，而且应该开一次重要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军事路线。王稼祥提出了要轰下李德等人，这是第一次提议了。那么李德下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做呢？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王稼祥提出来轰下里德，张闻天提出来把毛泽东请出来，在1990年在一次座谈会上，耿彪同志曾经回忆到，王稼祥曾经问张闻天，对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啊？张闻天沉思片刻，回答到没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他说我们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还是把毛泽东请出来。大家看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王稼祥、张闻天的酝酿，都是遵义会议之前的一个铺垫，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经过提议，是同意召开的，而且会前的这种酝酿已经在两方面都展开了。王稼祥、张闻天提出来，请毛泽东出山，王稼祥同意，张闻天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包括博古他们等人，也开始做一些争取主动工作。所以我们讲会议之前这样一个氛围，也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已经决定了遵义会议上必然出现一个更大的争论。上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长征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为什么实行战略转移？以及长征出发点起初定在湖南西部，为什么改到贵州？已经开始酝酿一场政治局会议。我们后来过了乌江，占领了贵州省第二城市遵义市，后来中央提出来就在这个地方开一场政治局会议，经过毛泽东等人提议，开展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就是遵义会议的旧址。当时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一个新公馆，我们的部队一来吓跑了，我们开会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16日，17日。三天。因为白天还有一些战事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召开的。经过毛泽东的人提议，邀请了各军团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样一次遵义会议。所以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此时已经回到中央做参谋长，还有当时政治部代政治部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坤，还有李卓然等人都出席会议。他们作为军人，作为军事将领，红军的著名将领，他们更有在会上的这种话语权，他们更明白我们的战士对长征出发以来，对于一些问题的反应程度。

这个会议讨论什么呢？总结一点，核心就是总结我们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为书记还要主持会议，博古在这会议上他后来自己回忆“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只承认个别政策错误，而且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你更不承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来看看，长征出发的时候，部队8万多人经过湘江失败，剩下3万多人，那么你军事上已经证明了出现了严重失误。但是作为党的总负责的博古同志，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没有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第一认识不到错误的根源，而且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路线的问题。他就讲军事上如果有错误的话，也是出发以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张闻天等人讲，为什么前几次军事围剿我们都取得胜利了？为什么前几次就是反围剿都取得胜利了？为什么你领导的这个战略转移出现如此的惨重损失呢？

在这个会议上，作为“三人团”重要成员的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他同意开这个会。对于开成这个会是极为重要的，再说转移初期，周恩来同志主要做一些后勤保障协调等工作，因为军事是李德负责，党的全面工作博古负责。所以后来毛泽东讲，如果周恩来同志不同意开这个会，这个会开不起来的，而且会开得非常好。恩来同志是有了重要作用的。所以把遵义会议放在我们的长河中去思考，更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于开这个会起了重要作用。恩来同志在会议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所以他是三军团的政委政政委委员杨尚坤讲，恩来同志出于公心，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这种态度就赢得大家的一种尊重。他也讲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站出来，会议要取得后来我们讲的这样的成功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它的地位在什么地方？所以会议上不同领导者的表现，这些人格的风范影响作用，都值得去去分析去思考。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之前的时候，因为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他们住在一起，一块商议发言提纲，所以张闻天在会议上讲，我们之所以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做了错误的估计，现在你们又认识不到，你们又不承认，这样下去我们就意识不到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意识不到我们长征初期出现军事失误的原因，所以一定要明确军事失败的原因，也要明确军事失败的责任问题。所以张闻天同志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致赞同，特别那些军团的负责人，还认为张闻天发言好。张闻天这个发言以后，毛泽东也发言，毛泽东的发言引经据典。他讲一些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我们战士要睡觉，要走路，走路走山路，平原还是河道？一些人只知道在军事地图上一画，而且限定时间去打，能打好吗？毛泽东讲的时候引经据典，“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毛泽东讲的时候大家听得非常认真，气氛也非常活跃。当时会场上的李德，因为他听不懂汉语嘛，就让他的翻译伍修权去翻译，因为毛泽东的引经据典，伍修权的翻译有时候根本上这个翻译的速度，会场上一片气氛，这个李德也感受不到。所以我们讲此前猴场会议上已经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通过遵义会议又把军事指挥权转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的遵义会议在引导着我们组织路线在做正确的调整。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言以后，当时躺在躺椅上的王稼祥，因为他当时不是重伤了吗？本来可以不参加会议的。他坚持出席会议，躺在一个躺椅上，王稼祥讲，我就开门见山，就讲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发言。第二句话，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人来指挥，因为毛泽东有实际经验。第三点，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这三句话，第一赞同，第二拥护毛泽东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一个机构“三人团”。

所以到了1945年，当时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后来讲，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关键一票，就讲到这个事情。当时中国军委主席朱老总朱德同志也说了话，说的话非常精辟，言简意赅同时入木三分“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跟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第一是军事路线的问题，第二个是军事指挥权问题。如果继续跟你们走下去，那不就失败了吗？大家看看张闻天、毛泽东重点分析军事上的路线。而王稼祥、朱老总就提出要变更军事指挥者的问题，所以这个会开得非常的激烈。

在这会议上有人提出来，让毛泽东来做军事总指挥了。在当年情况下，毛泽东主要是围绕着军事路线进行讨论。张闻天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敬佩。他说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这么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此前张闻天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在路线上，我们可以讲在政治路线上也可能存在分歧，但这个会议只围绕军事路线展开讨论，张闻天也是非常佩服的。所以张闻天讲，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完全正确，因为当年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怎么避免更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讲重新来回顾遵义会议，重新来界定遵义会议，会议主题，更感受到遵义会议它的历史地位。

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把此前我们一些错误的路线，导致的一些我们讲的冤案吧，调整路线，平反一些重要将领，打仗还靠一些将领啊。比如陈庚，因为此人我们知道此前在上海主要做重要特务工作，后来被被捕受诬陷，这个时候被恢复党籍。肖劲光，他此前在黎川因为黎川失守，差一点被执行死刑，因为毛泽东等人去去保护，后来判了几年刑。这个时候出山出任红三军的参谋长，当然还有罗明、周子昆、陆定一都一一启用，所以我们就把红军将领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这已经开始调整了我们讲的组织路线。

但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之一，那就是把毛泽东选为常委。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成果了。第二个方面，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张闻天一个俄文名字，它的简称就是罗普，由他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然后委托常委来审查，最后发到支部中进行讨论。那么常委中还要进行适当分工，他这是个伏笔，因为遵义会议上讨论曾经让毛泽东来负全责，但是毛泽东推辞，所以的话常委中在适当时期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敌人进行反扑，我们只能撤离。最后一个，取消三人团，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个是后来陈云写的遵义会议的手稿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几个重要内容。取消三人团，因为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客观讲到猴场会议基本上有三人团指挥，那么通过遵义会议，就把这样一个军事上的，甚至包括我们讲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去除了。就是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的权利，取消了李德指挥军事上权力，这是取消三人团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大家推选谁呢，推选毛主席，接替博古来领导全党工作，可以讲是众望所归。毛泽东讲不行，他本人不愿意，所以在决议上不有一句话，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当时没有定下来。在遵义会议上大家讨论我们去哪了，此前应讨论过曾经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但发现这个地方不适于发展，沟沟壑壑的、土地贫瘠。那么我们就过长江去，在会议上聂荣臻、刘伯承，他们提议去四川去，因为他本身是四川的，也了解四川，过长江去，所以会议当时决定的是过长江。

但是遵义会议上，领导权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完成。毛泽东之所以在会议上推辞，不接替博古，毛泽东是有深远考虑的。因为博古当时通过选出来临时中央局，这是报备了共产国际的。毛泽东讲如果把我推上去，所以弄僵了，我们在共产国际就不合法了。我们在斯大林那边就过不去了。他这个判断、甚至这个做法，事实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这样深层次的影响力，这是后来为什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安排潘汉年，先绕道上海，去苏联把会议的情况作为汇报。

所以这个会议它的影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讲毛泽东开始成为我们党的核心，因为遵义会议改变了我们以往的不正确的军事路线，部分开始调整组织路线。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启用一些一些军事将领，而且开始改变当时一些不好的军事路线。因为我们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那么选择毛主席来领导军队，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大家讲那不是张闻天做总负责，刚才我不是讲嘛，张闻天同志他是个书生，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这一点上比博古要少，但是在实际工作经验上，还不太成熟，一些大事还要经过毛主席。所以杨尚昆等人讲，全党的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明确，毛泽东成为全党的核心。我们出了遵义，原计划是过长江，但是受到川军的围追堵截，导致土城失利，被迫一过赤水河到了云南的威信县，就在这个期间又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当然了它是边走边开的，经过了水田寨，经过了大河滩，甚至到了江西会馆，这些会馆在威信县的扎西镇，在水田寨的话实现了党的领导权交接，就选了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后来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然后传达到部队上去鼓舞士气，因为这支部队只有两三万人了，所以决定整编部队改变战略，来逐渐调整我们的军事路线。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值得我们认真去阅读。因为这个会议的决议是极为重要的。他既分析了此前我们军事上是吧？我们先后开展了几次军事反围剿，第1次到第4次都成功了。而第5次军事反围剿失败了，失败被迫进行转移，转移为什么出现失败？又进行了分析。所以遵义会议重点是对军事路线做了分析，同时它层层递进，言简意赅。所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去各军团去讲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感觉路线，好的路线也回来了。所以的话就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战到底。那么这样的话，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大家战士们听了之后非常的兴奋，给大家鼓了士气，信心百倍。后来为什么我们过大渡河、过草地的时候，大家有一股信念支撑，与遵义会议形成与传达，还有是有直接关系的。后来我们有二渡赤水河，回到了贵州，二战遵义嘛，但是因为部队又因为为了牵涉敌人三渡赤水河，当然了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掌握主动了，最后四渡赤水河跳出贵州，进入了云南。所以当时林彪等人讲你老走这沟险，战士的脚都跑不动了，开始发牢骚了。当时这个牢骚还不是林彪一个人，所以的话当时有人还鼓动彭德怀写信给中央，彭德怀不写，所以当时把几个事联系起来之后，就感受到，毛主席就感受到大家对军事路线的理解，还不是很充分。而且在中央领导层和中央的一些战将中，有人嘲讽，冷嘲热讽，还有人说要离开红军，有人说要变换我们的领导人。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在会理开了一次会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后来杨尚昆讲毛泽东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军事紧那么紧急，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当然了毛泽东批评林彪，你这娃娃懂什么？所以我们讲会理会议又进一步的巩固了毛泽东这种军事指挥权，会议结束以后，刚才提到了曾经安排潘汉年去莫斯科，后来为了恢复白区工作，又安排陈云去上海，只是陈云到上海以后，发现白区工作已经基本上丧失殆尽，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所以潘汉年、陈云他们两个一起赶苏联到莫斯科。首先向王明汇报了这种转移以来的情况、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然后一起到了斯大林那里去，我们整个红军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心又齐了，信心又百倍了。

陈毅后来讲，遵义会议前后的时候，他的认识有个过程，会前也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人的分歧，因为只不过是战术上的分歧，没有认识到它是个原则分歧。陈毅讲我到苏区之前对毛主席也不熟悉，见面以后也开始提高对毛泽东认识，感觉他有一些经验，但是经过遵义会议，听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发言，感觉毛泽东懂军事啊，而且领导部队南渡乌江，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极为佩服的。影响了陈云，如实的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说毛泽东出山，领导我们的军事，改变了我们此前的退败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组织路线逐渐调整的过程，而且已经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

那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样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怎么把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落实到实处去。我们大家知道在贵州的时候敌人又包围上来了，是吧？北边有川军，贵州有黔军，西南还有龙云的滇军，东边还有湖南的湘军，敌人又开始实行了堡垒的战术，想到把我们困在困死在贵州，所以毛泽东讲“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攻坚战既吃力又不讨好，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他怎么把正确路线运用到战争中去的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及被全党接受，也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四渡赤水河期间就发生了争论。

当年的战争形势极为残酷，极为险恶。我们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而此时国民党的部队是40万，他们中央军8个师，包括湘军、川军、滇军有40万人，我们是3万，他是40万，这个比例太悬殊了。无疑就是我们像就在敌人的口袋里面怎么跳出来，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经过了四渡赤水，第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的时候占领遵义城来掌握机动的灵活权，从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就把敌人引的团团转了。因为让敌人摸不清楚我们去向何处，敌人摸不清楚，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战略时机。最后我们不仅歼敌18000人，俘敌3600多人，而且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的包围圈。当时我们二渡赤水河，二战遵义，而且占领遵义城之后，赋予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这是毛泽东心情大为改观。他写就了长征途中第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的忆秦娥 娄山关，非常悲壮惨烈，是吧？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

所以我们讲毛泽东对领导军事取得胜利的信心，底气非常足。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我们后来佯攻贵阳，是吧？当时蒋介石就住在贵阳，几乎要连夜要走了，我们当时没有进贵阳，而是调虎离山，把滇军吸引过来，我们转到怎么样？进入了云南，然后过金沙江。所以后来我们编了一首歌《长征组歌》，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困苦情况下，山脉连连，那是到了已经夏季了。天如火来水似银，水都喝不上。我们暂时用脚板，急行军的方式，走出来了，这个是很必要的。

但是在四渡赤水整个过程期间，特别在三渡赤水河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会议叫苟坝会议，林彪聂、荣臻提出来应该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对，后来一投票，毛主席票少，这个还是说要打，毛泽东就去找周恩来反复讲不能以卵击石毛泽东讲我就不动摇，你们要听我的。所以毛泽东当年就面对压力来维护党的团结，但是还要保证我们党的红军的实力。苟坝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提议，要成立一个最高军事“三人团”，因为每次开会来几十个人，而且会议时间特别长，不有利于作出军事判断，所以最后形成了军事三人团。当然了负责周恩来，还包括毛泽东和王稼祥赋予军事三人团以临机决断职权，这就是我们讲的灵活的路线、灵活的战术，怎么能够彻底贯彻下去。毛泽东这个时候就从一个军事帮助者成为一个最高军事领导者之一。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整个遵义会议，它不仅仅局限在1935年1月15号、16号、17号三天遵义城开的那场遵义会议，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大遵义会议。没有此前的通道转兵，不到贵州去开不了遵义会议，没有黎平会议上决定开一次政治会议提前酝酿，没有猴场会议上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没有1935年1月15、16、17的遵义城那场会议。当然了遵义城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选委常委取得三人团进行重大改组，这是核心，这是主轴。之后到了威信的扎西，最高领导者进行交权，张闻天成为总负责。最后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从一个军事帮助者成为最高军事领导者之一。后来经过会理会议，来进一步来巩固军事权利。

所以我们讲从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最后到会理，这样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就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讲要更好理解。为什么讲？开始恢复了一个正确的军事路线。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讲遵义会议，它的意义叫生死攸关的。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为什么开那么好？就更好的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因为这个会议，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选为常委，毛泽东进入军事三人团，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二个，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知道有1945年4月5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虽然经过了10年时间，但遵义会议为党的七大召开，它是有一个前后的这种一脉相承性的。现在我们讲整个长征期间，参加过长征的中央红军中央领导，那都是党的我们叫精干的精干。从这个角度来看遵义会议，他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那是跃然于纸上的。所以遵义会议就保证了我们党的事业转危为安，开创新局面。这是我们讲的遵义会议的召开的过程与历史意义。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遵义会议已经形成了正确决议，后来我们到了四川，胜利会师。大好局面已经形成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又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局面。所以我们讲最终长征能取得成功与胜利，与我们维护决议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两年会议以后，就要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就召开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五年6月份的“两河口会议”。在会议上我们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讲，我们要向北发展，应该“北靠西北，面向东南”，就明确了我们整个的战略方略。但是在会议上张国焘提出来，如果向东发展，受地理限制，向西还要过草地，向北情况也不明确，无疑讲要向南发展，他大讲特讲向南发展的好处。大家想我们是中央红军是从南往北走的，那么向南发展之后或者进入四川盆地，那必然与川军进行交战。所以毛泽东入情入理的讲，我们往北发展不是跑，而是进攻，而且我们此时还掌握时机，可以做到先机夺人。而且毛泽东提出来，既然两军一会和就应该统一指挥，所以我们讲两河会议本身就是来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而且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方针，北上。下一步的战略，背靠西北、面向东南，方针非常正确，是吧？张国焘也提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最后会议通过表决，形成了我们著名的这样一个北上方针战略。但是张国焘自己总觉得这个方针不行，据徐向前同志回忆。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它就破坏了两军汇合后的团结局面。所以加上一些机会主义者，也没有贯彻主席的团结方针，这样一来一去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局面。所以为什么后来出现了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也是当年会师的时候所想象不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就商量，第一就是团结，第二还是要团结北上，张闻天就告诉毛主席，不行就把我这个总书记位置让给张国焘好了，毛主席明确说这个不行，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到总书记，他说不定自己还不满意。但是你一旦让他张国焘坐上宝座，又会增加了不少麻烦，后来也证明这一点了。所以考虑来考虑去，主席说让张国焘做总政委，尽量的要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整个军权又不能让张国焘全抓去，所以张闻天与毛泽东进行商量，让张国焘做这个总政委，毛主席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很痛快，所以在大局面前更体现出我们讲的老一代革命家这种人格的风范，也更感受到我们毛泽东同志思虑之周密，那么随后又做出了组织调整。

首先是1月18号召开了芦花镇常委会会议，首先已经让张国焘来做总政委，而且赋予总政委有什么职权呢？一切军队均有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大家注意是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所以后来朱老总朱德同志与张国焘他们一块统一行军，同时的话还决定分为左路军、右路军，让徐向前、陈昌浩领导前方一切作战部队作为先锋队，先过草地。这已经做出了组织的调整，即使如此情况下，张国焘还是不满意。张国焘一再讲，遵义会议召开他没参加，这是客观因素，他还要推荐他自己的下属进入中央领导层，改革中央军委等等方面，而且讲的如果中央拒绝开这样一个高级会议的话，不让新人参加这个工作的话，那么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同志们就不好发表意见了。所以我讲这明显是张国焘一再来挑起红军和中央内部的路线之争，就破坏了我们讲的我们倡导的团结为上的这样一个方针。最后就成了大家知道的红军的暂时分裂。

到了9月8日，形势就顿时紧迫了。9月8日的时候张国焘致电陈昌浩，陈昌浩、徐向前中央领导他们是先过草地的，在分开之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配合中领导反复催，张国焘他们也赶快过草地，集体北上。在这个时候，9月8日，张国涛致电陈昌浩，右路军也要准备南下，而且要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头一天陈昌浩他们还给张国焘拍电报，催促张国焘赶快北上。那么这个时候张国焘明确了，不是北上，而是南下。那么同一天的时候，张国焘还命令三十一军政委,“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 电复处置”。如其听，让他留下来，扣留。如果不听他就可能要走，所以他这个目标让已经北上的部队南下，同时控制蔡树藩所率人马，这样这个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

张国焘几次催陈昌浩他们南下，据徐向前同志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告诉陈昌浩，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向中央报告一下。其然后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找博古。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一块去周恩来那里，然后周恩来因为生病就集中到周恩来驻地开会，中央要让陈昌浩、徐向前表明态度，中央还是希望能够北上抗日，而且及时脱离草地，这样一个粮草补给的一个困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毛泽东可以说是斗智斗勇。

就在9月9日当天，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的起头是国涛同志并致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军南下电令，就提到了昨天会议上陈昌浩带的那个电报，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中央先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这样的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为此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与张国焘斗智斗勇，第一明确北上不能变。第二告诉他，张国焘你给陈昌浩电报，陈昌浩已经向中央做了汇报，而且我要说清楚南下的弊端，敌情不利、地形不利、给养不足，这样怎能开展革命呢？同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及时脱离、先行北上的这样一个决策。毛泽东就率领红三军团，因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此前已经探路去了，往前走了，与彭德怀进行护驾，赶快走了。叶剑英赶快又把一个红军地图带了出去，早上起来之后，李特等人去追毛泽东的部队，毛泽东同志恳切的对李特说，请你向国涛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的敌人力量很大，如果再过一次草地，在天泉、甘孜、鲁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毛泽东还让李特将来告诉张国焘，对吧？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边来。最后这句话连着讲了三遍。所以当时红军军校政治委员就在现场，他后来做了回忆，毛泽东讲“捆绑不成夫妻”，我们先走北上给你开路去，不到一年你们就会来，我们到时候欢迎你们。果然应验了。此时是35年9月10日凌晨，36年10月不就会师了么？所以毛泽东及时脱身，避免红军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暂时的分开。

但是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所以毛泽东在分开以后，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份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去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不是出路什么啊？是绝路啊!在9月10号。虽然大家一般同志还不了解分开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告诉全党，全军同志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我们还要坚持北上的这样方针。到了9月14号，中央又发出了坚决执行北上战略方针的这样一个指示，来巩固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我们过了草原以后，就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上都很气愤，张国焘怎么这样，是吧？说好一块北上怎么又不愿意来呢？而且还逼着我们南下，逼着我们9月10日凌晨就赶快走，李特派人追我们还。所以在会议上大家讲，应该开除张国焘党籍，气氛非常的激愤，毛主席讲，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走，能够出来。如果现在开除党籍做绝了，做绝了之后，以后的文章怎么去做，要知道张国焘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他手里还有一个四方面军啊。毛泽东说的话，让在场的同志感觉到是如果现在开除党籍了，两边就没法去合作了，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做下去了。所以毛主席的话使杨尚昆、叶剑英等人都恍然大悟。

所以后来大家讲，我们开展这样一场斗争，是一个党内斗争的典范，明确他的错误，但是只在高中级干部中进行传达，而且明确我们的基本方针，坚持北上。所以我们讲党中央这个时候就顾全大局，而且严守党的纪律与规矩。只有顾全大局，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我们党和红军的生存，党的事业的成功，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马虎不得，马虎不得。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重要，遵义会议决议重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过程也非常艰难，更体现出来我们党怎么是幼年，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这样几个重要的关键的历史环节。

这个刚才提到了，是吧？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是吧？分为左路军右路军一块北上，后来分开，右路军先过草地，当时张国焘是总政委，朱总司令他们一块行动，左路军，张国焘就让朱德表态，支持张国焘本人，让他朱老总你来做中央工作，要中央承认张国涛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朱老总与张国焘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说服工作，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不妨碍商量具体问题。当然了客观讲，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他自己觉得也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有办法，是吧？朱老总的地位还分量很高的，张国焘也是掂量过的，所以后来为四方面军重新北上，为后来的会师是做了贡献的。到了朱老总，毛泽东讲那真是意志坚如钢啊，气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就评论朱老总。

我们的中央红军这个连着北上过了腊子口过了六盘山，形式就不一样了。走完了我们讲到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步，这个时候毛泽东心情远远超过此前了，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我们可以对应一下之前讲的忆秦娥娄山关，当年的悲壮，现在我们要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当年是西风惨烈，而这个时候我们讲红旗漫卷西风。所以两首诗歌的对比已经证明我们中央红军已经将胜利到达陕北，开创一个更好的革命局面，何时缚住苍龙啊。后来我们知道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之下，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此前已经会师了，他们到了贵州又北上在甘孜与四方面军进行会师，四方面军南下进攻四川，百丈关大败，当时士气非常低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给张国焘反复写信催促张国焘北上，后来任弼时、贺龙也劝张国焘北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北上，最终在36年10月实现了三军会师，非常悲壮。今天我们重新讲遵义会议，就要弘扬好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遵义会议有什么经验呢？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是吧？没有基本原理这样一个指导，没有对中国具体问题的透彻了解，更如果没有它的结合，是开不好一个遵义会议的。同样如果不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我们一般讲遵义会议是我们党走向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这话说得非常精辟。因为我们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限于当年的客观战争环境，无法提前向共产国际申报来开这样一个会议。在开完会，我们遵守我们的组织原则派潘汉年，后来加陈云同志一块赶赴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我们开始走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毛泽东当年井冈山开辟一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整个我们讲到了陕北以后还是走这个道路。最后我们知道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终于走出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也印证了道路的正确性。同样还要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上限于当年的客观环境，我们避开了大家敏感的政治路线。

这问题我讲，如果在会议上一开始谈政治路线，就会引发一些矛盾就形成不了团结。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当时做了原则性的让步，而且让步使他们能够团结的一个重要基础。遵义会议上也不是没有人提出来，应该来分析此前错误的政治路线，是吧，官本主义。当时刘少奇提出来应该分析，但毛主席讲我最迫切的是来找到正确的军事路线，来调整我们的组织路线。所以这个策略很正确。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过程中，我们在党员斗争的这个方法上，也很讲策略的。我们其实写北上去探路去，为后来的124方面军会师做好准备，打好根据地。但最关键的还是有一个坚强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为常委，而且军事能力艺术在整个长征途中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都是我们的宝贵经验。那么在整个长征途中，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内涵非常丰富，而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长征精神。

第一个就是理想信念一定要坚定，有一个为正义事业必然成功的这样一个意志力。没有这样一个坚定的理想信念，万里长征是走不下来的。后来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就曾经问着邓小平同志，长征中你干嘛呢？小平讲跟着走，跟党走，跟党走就是一个理想，一个信念。那么在整个后来我们知道过大渡河、过泸定桥，大渡河，大家知道，当年我们讲石达开，就大渡河过不去，万人被清军残杀。所以蒋介石讲你们共产党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我们过了大渡河、过了金沙江、过了草地，这就是一个信念。

第二个，我们是北上抗日的。有了这样一个信念就可以救国救民，就可以克服艰难险阻。长征途中艰难险阻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分歧，我们怎么样独立自主走出这样一个道路，必须实事求是，结合敌情、结合军情，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必须从实际出发。你这个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是吧？首先把敌人抛开，跳出包围圈，所以军事问题你不实事求是，就是失败。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挽救战士的生命。同样在这样一个战略转移过程中，我们全党顾全大局，面对的一些分歧，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做组织调整，赋予张国焘以总政委的职务，大局观。

同样我们还要维持团结，先行北上。我们整个长征行程我们讲两万五千里，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没有人民的支持，走不下来的。所以讲正是与群众的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同时在长征途中，沿线的什么贵州、四川，也有一些老百姓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虽然知道前途漫漫，大家知道跟着红军走就有希望。这个是患难与共。

所以我们讲红军打胜仗，靠山是谁？靠山是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在到贵州四川以后，我们要过很多民族地区，彝族地区，还有藏族地区，他们当时为了过彝族地区，刘伯承与当时的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就是统战工作。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聚集区，而且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做向导，提供一些基本的粮食。我们的部队过了到了川西的时候，农民本来也生活很困苦，到阿坝的时候，但是农民、藏民，他们把他们的粮食给红军提供。所以我们讲到了建国后，你看很多红军将领的这回忆录讲的，我们真是感恩于当年的人民，人民就是我们靠山。

当然我们讲，我们做了很多宣传工作，所以整个长征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大家看这两幅这两幅标语，我们在整个长征途中边走，就要在阿坝地主的门上写上一些什么，这是地主家，在门两边写什么？进门分谷子，出门分田地。你看这个写的更形象，这个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革命信念坚定性跃然纸上。

我们到了贵州干嘛，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因为我们是人民军队。这也是我们最后走向成功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讲长征是播种机，是吧？就把我们革命的信念、革命种子一路播撒过去。可以客观讲，你贵州、四川，我们的部队到了之后，老百姓还不知道，不认识这是什么部队，他们也跑山上去，但是经过我们的宣传，我们做的工作，还得到了一些寺庙头领的支持。这是给我们做好民族区域这些政策，团结这个民族，这些居民是很大关系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漫漫，没有精神信仰，是走不下这条路来的。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一共是368天，15天用于打仗，打大的决战，200多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晚行军。整个长征途中只休息了44天，平均走182公里才休整一天。行军速度保持在平均每天70华里。大家知道是我们为了抢夺大渡河是吧？抢夺渡的卢定桥，我晚上急行军必须赶上，急赶上去，因为敌人他如果收到之后，把卢定桥板位后来撤掉了，如果再把链条砍掉，你过不下去了就。中央红军平均每天一个遭遇战，击溃国民党军队数百个团，出发是我们中央红军8.6万人，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到四位战士壮烈牺牲。大约每12人中只有一人到达陕北，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而他的年龄平均不到30岁。都是年轻的娃娃，年轻的娃娃，但是他们有信仰，有信仰就能过雪山、过草地、过腊子口，用脚板走下长征路。我们讲中央红军走了是两万五千里，如果加上红十五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四方面军，整个军整个部队加起来是六万五千里啊。所以我们讲长征历史之长，1934年10月离开江西于都1936年10月3军会师，长达两年时间。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客观讲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真的，六万五千里！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我们走下来了，走到陕北去了。而且我后来我们知道开辟抗战的新局面。大家一定要记住，36年10月到，随后36年10月12日西安事变，最后到了37年7月7日之后宣布的抗战，环环相扣，我们已经到了抗日民族的前沿。

同时我们知道整个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走的是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那么我们党怎么领导这样一个远征，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是从战略全局去出发的，最后我们赢得了战争胜利。而不是单纯是一次一次战争胜利，它是一个全局战略的主动权。所以整个长征看下来之后，给我们很多启发，很有启示。所以长征精神它是一种精神、信念、艰苦、大局，它更是一种智慧。所以我觉得长征是一盘棋局，是一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下的一盘大棋。而且时间越久远，历史越悠远，这盘大棋的影响力，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中央其实就是必须把握大方向，必须统筹统揽大局，必须统筹全局。

所以讲到长征精神之后，必然要升华到一种智慧的层面，叫战略智慧。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了，他问大家谁使长征胜利？明确讲，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是！没有党领导可能长征还没出发就已经，没有及时离开，已经围剿在中央苏区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及时突围，及时突围离开中央苏区，及时转到了哪里，及时转到贵州，及时开了遵义会议，然后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虽然路线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及时北上。所以共产党他的领导机关，他的干部，他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最后就深化一句话，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也是今天我们讲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的要害所在，最关键所在。是通过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党领导取得长征胜利，更进一步坚定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谢谢大家。

 

第四集：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

主讲人：卢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课程简介：《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讲的就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和贡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国民党在全国抗战中的表现。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的贡献。第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启示。

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其实讲的也就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和贡献问题。今天准备讲三个具体的问题，第一，国民党在全国抗战中的表现；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的贡献（国共两党分别来谈），然后再讲一下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启示。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现在我们一般的都说14年抗战，从31年918事变开始，但因为从31年到37年是局部抗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抗战的规模和范围都不是很大。所以为了更充分的来讲国共抗战，今天主要讲的还是8年全国抗战时期。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国民党在全国抗战中的表现

在2015年9月1号，也就是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来参加93阅兵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总书记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提到了两大战场，并且肯定了都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所以我们就先来谈一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10天以后，在7月17号，蒋介石就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应该说这个声明表明他抗战的态度转向积极。所以在6天以后，也就是在7月23号，毛泽东就评价说，蒋介石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毛泽东讲到蒋介石准备抗战，这是一个正确宣言，并表示欢迎，应该是做了很积极的评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蒋介石这个时候说的是啥？他说是如果战端一开，这就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他同时还讲了，假如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有和平的外交方针，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这就说明他对外交谈判还是抱有幻想，还是抱有希望，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一直到了8月13号，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以后，在8月14号的时候，国民政府发表一个自卫抗战声明书，里头说，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才下决心抗战。

到了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23号，蒋介石发表一个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两件事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客观的看来，我们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方面它是大势所趋，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分不开的。毛泽东在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评价，他就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他做了一个回顾，它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它的政策，逐渐转到团结抗日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就对国民党政策转变做了很积极的评价，认为国民党这个转变。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是有贡献的。

与此同时，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也奋起抵抗，国民党军队奋起抵抗。毛泽东就讲过，他所有前线的军队，不管陆军、空军还是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这话他是在37年8月25号时候讲的，而就在这一天8月25号，我们红军才全部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这时候还没有到前线。所以毛泽东讲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主要指的就是国民党军队，认为他们是英勇抗战，是爱国军队。

一直到四五年，中共七大，毛泽东还讲，他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就肯定了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样在中共七大上，朱德也讲，他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的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抵抗，这个评价也是相当高的，也是很客观的一个评价。具体说来也就是从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到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在这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发起过4次会战，也就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四大会战，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平型关大捷，那是太原会战里的，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里的，这4次会战他指挥和实施。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个意义什么呢？就是粉碎了日本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计划，沉重打击日军，消耗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他们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促使战略相持阶段加快到来。在军事上打击日军，粉碎他速战速决计划。

第二，就是这种顽强抵抗，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吸引了一些友好国家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捐助。友好国家主要是指苏联，包括一些海外华侨，如果你不积极抵抗，顽强抵抗，人家是不会那么积极的援助你的。

第三，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抗战事迹，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全民族抗战意志，全民族抗战就一直被激发起来。

第四，就掩护了西南抗战大后方建设，主要是为沿海一些工厂学校内迁争取了时间，为持久战创造了条件，后来是持久战，这是为内迁争取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也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有利于敌后游击战争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中共开辟敌后战场，客观上它起的援助作用。毛泽东在38年11月战争和战略问题里头就讲，他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援助的。

毛泽东这里讲到了，国共两党有分工，而且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肯定了这种互相配合作用。这38年11月到39年1月份，他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里头讲，他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他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所以八路军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诚鼓励的友军将士，这非常肯定了，明确的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协助作用，直接间接配合作用，应该感谢友军将士。讲得非常明确。

这上面讲的，刚才说的是在抗战初期，全国抗战初期，也就战略防御阶段，4次会战作用。那1938年以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策开始发生一些转变，开始发生转变，开始积极反共。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坚持抗战。在这个之后，上半年10月以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会战，就这些会战范围很广的，而且这些战役的规模都很大，所以叫会战。而且这些会战还有个特点，有的他是抵抗日军进攻，有的他是对日军发起主动攻击，一种积极进攻。比如39年冬季攻势，就国民党调集了10个战区，132个师投入对日作战。比如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就是这场攻势里面的。对这种猛烈的攻势，甚至连日本军方也承认，他们说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在中国事变8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认为这场冬季攻势规模很大，斗志之旺盛，行动积极顽强。日军还说，这次东冬季攻势的规模及战斗力是远远超过我方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反攻极为激烈，敌人进攻是极为顽强，及战斗力量不可轻视，他们向中外显示了自己，主动发起攻势力量，而日军付出牺牲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对这个39年冬季攻势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讲的是总体上还是坚持抗战，我们说太平洋战争是在41年12月7号爆发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而就在这之后半个月12月23号，中国就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出国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以后，在42年5月份，日本参谋本部一个作战部部长就讲，他本来他们想利用大东亚战争，就太平洋战争初期成果，摧毁重庆继续战斗意志，结果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重庆坚决抗战意志并没有动摇，还是坚持抗战没有动摇。

到了43年7月7号，这是抗战全国抗战爆发6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里头也讲了，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来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够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够驱除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还是强调了两大战场互相援助，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值得肯定，就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将领，比如说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张自忠、戴安澜这一大批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还有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这些英雄群体。

这在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战争英烈名录里头，都包括他们进入第一批名录。特别是郝梦龄，他是抗战中牺牲第一个军长，他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遗书，里头就讲，这次抗战是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他作为军人，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他认为为国家牺牲死得其所。所以在38年3月12号，延安举行了一个追悼抗战，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毛泽东在讲话里头就提到了，他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这些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以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还讲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肯定的这些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是崇高伟大的模范。还有张自忠，他是33集团军总司令，是国民党在抗战中牺牲最高级别的将领，集团军总司令，这是他手书，为民族真生存而奋斗。他牺牲以后，毛泽东也亲笔手书“尽忠报国”这个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除了这些爱国将领，普通士兵也一样，也是非常英勇的，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如说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就记载了“中国军之步兵。虽在日军无情炮击下，但绝不由阵地后退”，绝不后退。在台儿庄战役里头，同样的国民党军队，凭藉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日军曾派翻译劝他们投降，应者绝无，绝不投降。我想这些爱国官兵所表现出来这种顽强抵抗的抗战意志和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全民族尊敬的，值得我们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就讲过，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不管哪个战场，都是为国牺牲了，那都是民族英雄。上面讲的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腐败

之所以讲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人为国民党翻案有点过了，就从过去一个极端走到现在又一个极端去了，过于美化国民党。我想，从总体上看，国民党总体上他坚持抗战，但不容否认，也有很多国民党官员和军队投降当了汉奸。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和作战部队投降的包括副总裁汪精卫在内的中央委员20个，旅长以上将领58个，军队50万人以上。所以当时人们都说国民党是“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这是历史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怎么能过分的去美化国民党？另外国民党在抗战中还爆出严重的腐败问题。44年的时候，成都的华西日报，也就是当时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就发表篇社论说吏治之坏，几乎可以说没有超过今天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到处充斥，官越大，势力越厚而贪污的数目越惊人，贪官污吏到处充斥，这讲的就是大后方的腐败，官场的腐败，在抗战中，国民党最招人痛恨的腐败现象是什么？那就是一些豪门权贵因私舞弊，大发国难财。比如著名的民主人士马寅初就抨击过他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将士牺牲他们头颅热血，几千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那些达官资本家不但对政府没有贡献，还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内心是非常愤慨的，说这些达官贵人，豪门权贵，大发国难财。

如果说这些民主人士是从第三方来说国民党腐败。那么作为盟国，美国当时同样批评国民党腐败，比如美国将军史迪威，我以我所见到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囤积黑市和敌人做买卖，而共产党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他就把国共两党做了一个鲜明对比，明确说国民党腐败了。

如果说国民党说美国人是局外人，不了解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蒋介石身边的人是怎么说的。当时蒋介石有个亲信叫唐纵，是他侍从时的一个少将组长，抗战8年都在蒋介石身边，他在日记里头就写了，他说现在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什么吃什么，后方吃什么有什么，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就是说大后方腐败。唐纵还讲了，他今天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做坏事都是有力量的，政治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都坏了。如果不能有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后来就应了他这个话，国民党腐败后来是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丢掉政权。

如果说这些都是后方腐败，那在前方，在国民党军队中同样充满了腐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全国抗战刚爆发半年，蒋介石在38年1月份就讲，他在没有开战之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等情形我都已经料到了，但绝不料到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是他自己讲的军纪败坏。但从后来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观的。

到了45年，他在日记里头又讲，他今天最大的耻辱，就是国军败创，纪律废驰，内部腐化，他这是目前最大的耻辱，而被国际社会批评，包括我们前面说史迪威这些批评他们，自己承认内部腐化、军队军纪败坏，所以我想国民党在抗战中他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我们今天在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美化的。

或许有人会说国民党是腐败，但他抗战了，这是两码事。我想说个什么意思？我觉得它不是两码事，它是一码事。为什么？因为它这种腐败影响它的抗战，影响它打仗，影响到抗战进程。国军败创，为什么国民党老打败仗？跟腐败那是有关系的，那是一码事。

总之我们今天如果要来概括的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我想那就是一句话，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坚持抗战，另一方面严重腐败。

讲完国民党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我觉得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贡献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家知道三年918以后，国民党不抵抗丢掉东北，后来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对日妥协。那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首先对日宣战的，在1932年4月份，毛泽东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对日战争宣言，里头明确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是正式对日宣战。那中国共产党不光这么说了宣战，而且这么做了。比如说东北抗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包括在那之前东北义勇军，所以现在我们说14年抗战了，就从31年算起的，这时候已经开始抗战了，后来为了更好的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

在35年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渐上升到主要矛盾这么一个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也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里头就呼吁了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这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35年八一宣言。

三五年底，35年12月，中共中央又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就提出建立他们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者、首唱倡导者，而且为了促成统一战线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产党是积极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就使这个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基础，促成统一战线形成。

后来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说全国抗战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刚开始合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愉快的。到后来随着共产党势力迅猛壮大，咱就是害怕，于是开始反攻，开始制造一系列摩擦，先后发起三次反共高潮，最严重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把整个新四军军部给端了。皖南事变是在41年1月初发生的，当时情况是非常紧急的，可以说双方国共矛盾双方是吗？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他就在1月底日军开始进攻河南，包括国民党部队，日军进攻河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中日矛盾还是第一位的，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国共矛盾阶级矛盾是第二位的，要服从民族矛盾。

所以当时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面对这样的形式，我们为了看了大局，中国共产党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没有跟国民党破裂，而且毛泽东还一再要求河南的八路军部队要去团结国民党友军，毛泽东指示应该有相当的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还要极力发展统战工作。刚刚被国民党打了以后，这个时候还要配合友军作战，配合他作战。这说明什么？说明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讲的是第一个贡献，就政治上倡导促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我们抗日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吗？关键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表现。

所以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军事上中共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

这个问题我准备重点讲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为了抬高国民党，就说抗日战争主要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打的，中共敌后战场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种声音在网络上，特别是在一些自媒体，传的非常广，可能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微信，所谓抗战真相这种微信，但是我想我们理性的来看的话，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下面我就想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下中共敌后战场。

第一个角度，美国记者和日军眼中的中共敌后战场。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老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所以很多外国记者就一直想到敌后战场去实地看一看，到底什么一个情况？但国民党不同意。毛泽东在45年七大上就讲，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之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