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四个难点”和“四对策”
中央出台的《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干部“下”的六种渠道，其中，对于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这五种渠道，一直都有比较明确的评判标准和处理程序，这次《规定》也仅是作了强调和补充，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规定》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作出明确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难点，主要表现在：
“认识难”， 缺乏正确的观念基础。当前社会，狭隘的“官本位”思想仍有较大的市场，人们把是否当官、职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把干部上去后又下来了，简单归纳为干部“出问题、干坏事”的表现。部分干部把党和人民授予的职务当成待遇或奖励，而不是理解成为民谋利的舞台，对“能上能下”这种干部正常退出机制一时难以接受。在考虑干部“下”的问题上，组织上也感到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往往采取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办法，避免麻烦不愿较真。
“对标难”， 缺乏详细的衡量标准。《规定》，列出了十种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进行调整的情形，但在实际认定中，岗位职责不清晰、不明确，部分岗位职责交叉、分工不明，一些需协同推进的工作难以明确责任主体，责任范围界定不清，导致行政问责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认定标准还不够明晰，《规定》，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进行调整的情形进行描述，但其中有部分情形，如“理想信念动摇”、“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标准很难量化，在实际工作中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认定难”，缺乏科学的操作手段。《规定》要求对干部存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进行考察核实，但目前的干部考察和研判方法，大多是以推动干部“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干部负面情况的考察办法还不多，基本是一片空白，如果直接将干部提任时的考察研判方法用在干部的“下”上，其效果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