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实践主体，既包括党的整体组织，体现为党的自我建设和治理，也包括每一个共产党人，体现为党员的个体修养和锻炼。因此，自我革命实践活动体现为两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同行：思想建党着重于每个共产党人的内在自觉，制度治党着重于党的组织制度的完备和完善，从而形成良好的外在制约功能。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里的“同志们”和“全党同志”，重点都指向每个共产党人。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都是针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挑战，党对每个党员提出的思想警示和基本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历史使命、优良作风和责任担当。
一、共产党人要经得起全面执政的考验
执政意味着权力，权力对于一个政党、对于这个政党的领袖和骨干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考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在执政条件下能否区别于以往一切贵族官僚阶层以及政党，不是成为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主人，而是能够成为社会的公仆，这是面临巨大的考验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阐述的“巴黎公社原则”，是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
中国共产党靠自我革命淬炼而成，坚持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指出，我们的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21年5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5号刊文讨论了无产阶级领袖在掌握权力后会不会变节的问题，文章阐述了不会变节的理由，认为无产阶级领袖是“为主义而牺牲”的、“没有关于个人特权”的、“一定是相互监督”的、“以无产阶级的利害为利害”的。1921年7月，陈独秀又撰文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底政党；但是天下事‘无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的腐败诚然是信而有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这些思考体现了党的创建者们所具有的忧患意识。
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环境，需要中国共产党更要具有自我革命的意识。一方面，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需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掌握军队和局部执政条件下的革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创立起来的，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纪律，这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努力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评，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进一步反对本本主义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自我革命方法。
毛泽东等在军队和政权建设中十分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新创建的革命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主要是军队的群众纪律；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以认真为群众做事的“延安作风”，打败高高在上、敷衍了事的“西安作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了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政权遵守纪律、廉洁自律、全心为民的形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的壮大，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将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他在1949年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开篇阐明：“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即将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明确地提出了“赶考”的命题。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警示全党在进京赶考之际要保持始终如一的清醒和坚定。
“两个务必”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描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毛泽东看后深为感叹，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大力发动群众，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敏锐地感受到在胜利形势下的新的考验。他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内容，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并在延安的窑洞内进行长谈。黄炎培提出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深层忧虑，他提出了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历史的周期率现象，询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如何破解这一历史难题。毛泽东回复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对党全面执政后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已经有了深入思考，这就是我们后来表述的关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的“两个务必”，就是迎接全面执政的“进京赶考”的警示，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重要要求。当然，共产党人不可能像明末起义军领袖那样一坐江山就为所欲为，但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尖锐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如果这样，这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如果不能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党内就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精神松懈，极易出现以功臣自居、看不起群众、高高在上的心理状态；如果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贪图安逸、贪图享受，不仅会丧失奋斗的精神，而且极易为追逐利益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走向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深渊。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和国民党一样腐化。”
“两个务必”的提出，面对的是党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的历史，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再到长期执政，这个考验始终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严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始终要求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党执政的考验，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执政党的建设，陈云把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提升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江泽民认为，“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