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在全乡师生与学生家长会议上的讲话
在座的各位学生们、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大家好：
在这新的一年开学之初，我怀着无比激动，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计划分校点和大家谈一谈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这儿所谈的教育工作仅指学生教育，因为教育的范围还包括农民工、职业农民、退役军人培训等。我所选的题目是《怎么学习和教育？》，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结合实际，我们认为当下全乡的教育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学的问题。二是教的问题。首先来说学的问题。自1999年我们国家基于全局考虑，进行大学扩招，这一扩招有许多好处，比如：它提高了高中升学率，圆了更多学生的大学梦，实现了教育发展阶段性的飞跃，为社会培养了更多人才，提升了国民素质和学历，缩短了与国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等，但也有所弊端，群众感触最深的是扩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高考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大学毕业，甚至是大、中专毕业便能分工作，端上“铁饭碗”的局面，大学及大专毕业生仍要参加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考试，通过比高考更残酷的竞争才能进入体制内；不参加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考试的，也得有两把刷子，将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质素练得能够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才能够得到一份工作。这样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了不少“混混生”，于是社会基层不断唱响着“读书无用论”，读书真的没用吗？这是个不用讨论的话题，但是说的人多，一句谎话说上千万遍，也就成了“真理”，于是我们在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为什么学的问题。其次是怎么学的问题。再来说教的问题。教育，从来不是家庭或学校的孤军奋战，更不是家长和老师互相对立，而是老师做好领路人与传道授业解惑者，家长做好榜样。作为学习对象的监护人，即我们的家长。这儿要指出一个问题：从目前的全社会的教育环境来看，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丢掉了“孟母三迁”的教育精神，学生家长有意无意的选择退出学生的知识教育，甚至是价值观教育，淡化或丢弃了家长作为孩子教育第一责任人及榜样力量的责任，仅在党给予的教育红利下，把孩子的教育送入学校，并一送了之，在成绩不好与有什么问题时，多不从自身和学生身上寻找问题，而找学校和老师。我们的教育队伍呢？在不断的教育改革——素质教育与素质教育后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不再能做“严师”，但须知“严师出高徒”，这一点，远的不说，可以看看张桂梅和她的“华坪女子高中”。以上是我们对全乡教育工作存在问题的两项思考。说了两项存在问题，接下来，再说我们的破解之道。
一、学的问题。首当其冲是为什么学的问题。各位同学和家长们不知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思考不清，难以发挥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家长们监督学习的主观能主动性。有所思考的，可以在这儿共同探讨：
方才有同学和学生家长们发表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我们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认为为什么学的问题从家庭环境熏陶与学生自身综合质素考虑，应有四个层面。
一是从小立大志，为国为民而读书。代表人物为我们最伟大，也是受人敬重的总理周恩来。周恩来于12岁那年，离开家乡，去到东北。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他在沈阳下车，前来接他的伯父指着一片十分繁华、热闹的地方，对他说：“没事可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啊！”“为什么？”周恩来不解地问。“那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来可就糟了，没处说理去！”“那又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不久，周恩来进入东关模范学校读书。他始终忘不了大伯接他时说的话，经常想：“租界地是个什么样？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而外国人却可以住在那儿？这不是中国的土地吗……”一连串的问题使他迷惑不解，好奇心驱使着他，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一个星期天，周恩来背着大伯，约个好同学闯进了租界。这一带果真和别处大不相同：一条条街道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行走的大多是黄头发、白皮肤、大鼻子的外国人和耀武扬威的巡警。正当周恩来和同学左顾右盼时，忽然发现巡警局门前围着一群人，正大声吵嚷着。他们奔过去后，瞧见人群中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哭诉着什么，一个大个子洋人则得意扬扬地站在一旁。一问才知，这个妇女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她原指望中国的巡警局能给她撑腰，惩处这个洋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了一通。围观的中国人都紧握着拳头。但是，在外国租界地里，谁又敢呢？只能劝那个不幸的妇女。这时周恩来才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租界地回来以后，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谁也不清楚他想什么。直到在一次修身课上，魏校长问：“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