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必须要履行法定职责、创新工作机制，切实推动司法制度和司法能力现代化。
一、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情况与问题
（一）工作的情况。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工作情况，一般是采取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任免监督、专题询问、重大事项报告等法定方式，并结合工作评议、满意度测评等创新举措。但客观来看，司法监督仍是人大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督议题偏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项目每年在2件左右，远远少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且监督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于业务、案件和人员，对机制、程序、规范等方面的监督缺乏；二是监督深度不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调查、评议等活动时，往往难以解决人员分散、时间紧张、专业生疏等问题，大都浅尝辄止，无法全面到位，对问题找不准、症结析不深、建议提不实。三是监督效果有限，存在着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即期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中监督少等情况。同时，群众参与度、知晓度不高，司法机关落实率、执行率尚有不足。
（二）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司法监督调研情况，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般是“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等等。但再深层分析，除监督能力之外，还有体系、机制、方法、措施等监督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症结。如制度细化不到位，导致监督层次缩减，宪法规定缺乏细化安排，《监督法》未有效涵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导致最高形式的人大监督容易被简化为常委会监督，监督层次不断缩减；如体系设计不紧密，导致监督合力不强，司法监督体系往往是由党委、人大、检察、审计、群众等主体组成的松散多元系统，相互间没有平台机制的紧密联结，力量分散、各自为战、协调不够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无法形成专业深度、整体格局、聚焦效应，对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预算监督与事前、事中、事后监督，难以实现全覆盖、优效果；如认识评价不清晰，导致监督动能缺失，人大监督权的行使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且内容规定过于笼统、程序实体不够清晰，针对性、操作性不强。同时，目标管理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形成责任落实、工作导向、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目标提升的监督“循环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大监督主观动能的缺失。
二、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举措和影响
一是着眼于强化监督。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了前文所述的问题症结，给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带来了强化的直观影响。一是促进层次提升。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向人大汇报工作。这不仅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监督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的地位，同时也拓展了人大行使权力的领域和审议监督的范围，使之成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者和对另一监督者（监察委员会）的再监督者，构建了司法监督的崭新格局。二是促进力量整合。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覆盖监察，并建立司法协调衔接机制，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集中了原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监督性权力，以及法定、广泛、刚性的监督手段，推动了以往主体多元、协作多边、层次多级的松散型司法监督体系，转换成在党委领导下，以人大监督和国家监察，自身执行力、部门整合力和规划统筹性、工作专业性更强的紧密型司法监督新体系。三是促进专责明确。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业务人事上垂直管理，这体现着司法监督的实体化（特别是反腐倡廉，包含违法监督、效能监督、廉洁监督等）、权责权的统一化，不仅有利于明确监督责任、监督目标，也有利于人大对监察委员会司法监督工作的再监督、再推动、再提升，确保良性循环、有效运行。
二是着眼于多面监督。地方人大司法监督会除受到直观影响之外，也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创新重构背景下的新要求。一方面，倒逼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囿于业务、案件、人员的监督内容范围，不能满足于具体意见落实、具体问题整改的固有目标结果，而是要从“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规定的更高层次，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更高要求出发，在人大“制度总框架”下深入思考司法监督工作的定位、权界和目标，推动司法制度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求地方人大必须从“配合、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角度，立足于司法监督的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