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成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舆论信息引导的领域和对象得以广泛延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面和受众面得以快速扩大，网络舆情的意识形态决策治理得以拥有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撑，这为我们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本身存在的风险及其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因而，如何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进行科学有效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有何风险”的科学研判
1.全球数字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及其与资本融合的危机加剧。一是美西方国家凭借其拥有的世界性大型数据库以及信息获取优势，在数据传输和信息传递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向我国进行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输出。更有甚者，通过监视、窃密等手段，凭借数据截取和分析能力进行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二是数字与资本的融合为资本主义寡头在全球数字世界掀起瓜分浪潮创造了条件。“数字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其意识形态的扩张性、渗透性也正以数字的开放性方式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挑战。三是网络资源的分布不均、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西方国家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军事化气焰。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的国家，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网络军队”，形成了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和国家安全局双轮并驱的网络军备模式。2015年美国国防部颁布的《网络战略》中明确列出了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最大威胁的对手名单，中国首当其冲。总之，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军事化，把网络发展集中于军事领域，不仅破坏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共识，而且为全球网络安全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
2.数字技术伴生的网络舆情风险与话语权困境亟待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部门多主体通过协调推进各类网络治理活动，协同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积极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弘扬新风正气，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数字时代网络舆情风险易发高发频发的常态化倾向日益明显。当前，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移动舆论场已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的新重心。“互联网提供开放、共享、自由的交流平台让人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人人都在一定范围内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而青年群体作为我国网络舆论场中的传播主力，多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需求，但由于缺乏一定的信息辨别力、判断力，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和煽动。二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多主体多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尚未形成，多主体统筹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依法治网与技术治网有机结合仍待加强等。三是在国际社会我们大国弱语的状态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不相信”的话语困境，而美西方国家依托其强大的语言优势和技术优势牢牢占据着国际信息传播的关键点。
二、“怎么治理”的系统建构
1.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安全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要求我们站在政治立场上看问题，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网络空间治理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十分重要的工作之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关涉国家各方面安全的重大问题。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是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一要树立网络空间安全的阵地观。美西方国家借助数字技术不断盘剥、腐蚀和侵占网络空间，意在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殖民”。我们应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阵地建设，将网络空间安全置于国家综合安全体系中进行统筹考量，站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二要树立网络空间的人民安全观。党的XX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网
